環球在線消息：5月23日，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世界范圍內對這位偉大戲劇家的紀念都在陸續展開。

自魯迅于1907年向國內介紹易卜生以來，易卜生劇作中所體現的“社會問題”關懷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批先行者。同時由于各種環境的變化，易卜生對中國思想和社會的影響也在隨之發生著比較明顯的變化。

娜拉：從離去到歸來　

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在經歷一場家庭變故之后，終于看清了丈夫的本來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莊嚴地聲稱“我是一個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門。這對于當時處于封建婚姻包辦制度下的中國青年影響很大。魯迅先生因《玩偶之家》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命題，更是一直影響著中國知識界對個人以及個人如何改革社會的思考。

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已有近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也是中國社會和思想經歷風云變化的時代。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如何影響了中國知識界的思考和社會的變化？易卜生研究專家、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譚國根教授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專訪時，為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勾勒出四個階段變化的圖景。

“人要活在真理里”

第一個階段，是自1907年，經“五四”運動到1927年這個階段。1907年，魯迅和一些留日學生出版《河南》，介紹西方新的理論和文化概念以及一些具有反叛性的作家，剛剛去世的易卜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魯迅借評論《人民公敵》一劇，表達了希望國人能夠有勇氣，面對來自舊道德、舊文化和舊社會制度的壓力，尋找新文化的理想。魯迅在那個時候，就看到了易卜生作品里的精神：人為什么要生存，人的價值在哪里，人需要真實地生活在真理里。

易卜生比較廣地傳播開來是在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當時《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出版“易卜生專號”，胡適和北大學生領袖們翻譯并全面介紹了易卜生，同時繼承了魯迅“人要活在真理里”的解讀——不能活在過時的倫理道德中，那是虛假的人生。應該面對新生活，反對舊的倫理道德和家庭制度，覺醒中的人，不論男女都要尋找個人新的界定。

“娜拉走后怎么辦”

1928年到新中國建國前，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對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院演講時，第一次提出的疑問“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命題的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辦？“五四”運動后，不少男女青年離家出走尋找新的空間和個人解放——這個時期茅盾小說《虹》中的女主角梅行素就是這樣一個角色，小說中講述了她在外面面臨了什么樣的問題，變成什么樣的人。在這個時期，有了這樣的觀點——個人應該參與到群體中，才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去改變社會，個人主義應融入集體主義中，但同時也當保持個人空間。

這個階段最后時期，即1937到1945年中，集體主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國家存亡是高于任何問題的，許多女性參軍、游行、抗議，為了祖國與男性并肩作戰。

從“個人和社會”的思考轉向戲劇審美

建國伊始到文革結束，是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提倡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把個人主義看作自私自利的危險想法。這個時期，一些前蘇聯馬克思主義評論家提出對易卜生的不同看法：具有革命性，但是不徹底。原因之一在于《玩偶之家》只說到娜拉離家，摔門而去，但沒有講述之后她如何生活、如何反壓迫。而國內主流觀點認同了這種看法，但并不否定易卜生。比如1956年《中國青年報》一篇文章，基本表示了對易卜生的肯定，但也認為他的革命思想不徹底。

文革之后到現在，是第四個時期。文革后，著名作家蕭乾完成了他的《培爾·金特》全譯本，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觀點：個人主義是要的，但不能極端；而文革時期完全沒有個人、只看政治風向的墻頭草作風更加有問題。于此，個人主義被重新詮釋——個人要做有原則、有責任感的人。

而在近二十年中，我國的研究則開始轉向對易卜生戲劇作品的藝術建構和審美的解讀研究。

易卜生的百年影響

如果要總體回顧易卜生在中國的影響，那么首先體現在現代中國文化思想上。從上面四個階段的劃分中，能很清晰地看到易卜生在中國的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等運動中的影響。

從藝術的角度來說，中國現代戲劇是受易卜生影響才開始注重導演和劇本的；而易卜生從歐洲傳統悲、喜劇模式中開創的新類型“問題劇”：即在劇中提出某些問題，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觀點，可能在劇中進行討論產生碰撞，但戲劇結尾卻并不給出結論，觀點也不分出對錯，呈開放式結局。這種手法不只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戲劇創作，在中國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洪深、田漢、曹禺等人的戲劇創作。

此外，我國對研究易卜生有興趣的學者們，除了看易卜生的作品，也相當樂于閱讀其他國家，包括前蘇聯、英美德等國的文學評論家們對他的看法，這就同時把西方學術的許多觀點引入了中國，產生了國際性的融合交流。 （來源：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　記者許由、周夢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