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謐的日本皇宮 [資料圖片]

中國日報網環(huán)球在線消息：與中國人相比，日本人更喜歡詳盡、細膩的自我分析。在這方面，日本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南博（1914-2001）的研究值得參考。我覺得，他對日本人自我認識結構的分析無人可出其右。

南博的專業(yè)是社會心理學，是領導戰(zhàn)后日本社會心理學界的風云人物。他一生勤奮治學，據說，這是他小時候在其嚴父監(jiān)督下養(yǎng)成的習慣。他記得父親曾對他說，“天下沒有學習累死的”。南博在世時，每天至少要埋頭讀書研究8個小時以上，直到臨終之前還口述撰寫作品。所以他給世人留下大量著作。對于想了解他的思想的普通讀者來說，最好先讀一讀他的《日本人的自我結構》。

在這本書中，他從個人的自我認識入手分析日本民族。他認為，人的自我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自己認識到的自己，這個自己叫“自我”。另一個自己是他人認識到的自己，這個自己叫“他我”。不論什么人的自我認識,多多少少都包括這兩個部分。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對本民族的認識也同樣存在“自我”與“他我”這兩個部分。只不過，世界上有些民族“自我”傾向較強，如美國人，而有些民族“他我”傾向較強,如日本民族。本來，“他我”部分較強些的，多是那些弱勢民族，但日本民族不同，即使自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強大的軀體，但其“自我”部分并未強大起來，他們仍很看重他人目光中的自己。

而日本人為什么那么喜歡探究他人目光中的自己，南博的這本書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答案。這也是日本書肆中“日本人論”大行其道的社會心理原因。日本人的這種自我認識結構，決定了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很在意“他我”，所以本尼迪克特說，日本的文化類型屬于“恥文化”，是有根據的。這種文化，導致日本人很在意他人的目光，筆者覺得，“恥文化”是好事。為了不被世人嘲笑，日本人勤奮敬業(yè)，精益求精，能工巧匠輩出。

從中國國內情況看，年輕一代經常更換職業(yè)已經司空見慣。但是，日本那種手藝精純的“職人”，往往是數十年修業(yè)的正果。日本社會風習，十分尊敬這種具有高度技術的敬業(yè)者。為追求精致世界，日本人往往都將工作對象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這就是日本人創(chuàng)造出如此眾多“小而精”物品的原因。

但是，我并不是說日本人不能建造更大規(guī)模的“作品”，事實上他們建造的巨輪、跨海大橋、新干線也都很有創(chuàng)意。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即日本人的創(chuàng)造，往往都是相對靜態(tài)環(huán)境的產物，一旦目標處于動態(tài)環(huán)境之中，日本人往往很難適應。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日本人往往不知所措，這是因為歷史給日本人提供的，是一個外部環(huán)境相對安定的空間，而日本社會本身，在明治維新之前，也經歷了一個長期固定身份的時代。在大變革時，“自我”軟弱摧毀了日本人的判斷力，日本民族傾向服從。隨風倒、“大勢順應主義”，是日本自我軟弱的結果。把判斷的權力交給某個貌似果敢堅毅的政治人物，以為如此自己即可以變得強大，這是一種對選擇的恐懼，是一種逃避。拒絕思考，選擇簡單，是這種集體逃避的特征。歷史賦予這個民族如此文化基因。他們逃避選擇，等待被選擇。例如戰(zhàn)前戰(zhàn)中，他們集體放棄自我判斷，將決定權交給一小撮軍事冒險集團。

日本民眾“自我”的軟弱，導致他們渴望一個強有力人物的出現(xiàn)，只要這個人物表現(xiàn)出一種“堅毅”“果敢”的品質，表現(xiàn)出某種“反抗”，民眾就會將自己的未來交付此人，而不看此人將他們引向何方。盡管如此，日本民眾并非真心喜歡那種咄咄逼人的強者，這也是日本政治中強勢領袖與溫和領袖交替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而所有這一切，與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結構都不無關系。(來源：東方早報 劉迪 早稻田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