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半個多多世紀里，二戰和越戰這兩場戰爭給人們以極大的精神觸動，并且使我們看到了三種不同的反思方式。

一種方式是既道歉又反思，也就是德國方式。1970年12月7日，在締結蘇德條約3個月后，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簽署了波德條約。在簽字之前，勃蘭特還到華沙無名烈士墓前獻了花圈，并在華沙猶太區，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為1942年被希特勒殘殺的50萬猶太人下跪致哀，“我下跪并不是因為我有罪……面對受害猶太人石碑，我不能僅僅面無表情地獻上一個花圈就完事……應該有個舉動。它對德國人和猶太人都有利，能為未來打通一條道路…… ”這個簡單動人的贖罪姿勢和真誠的波德條約不僅化解了這兩個相鄰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產生了對勃蘭特本人和全體德國人民的深深敬意，說“一跪泯恩仇”并不為過。

而對于德國這個有著深厚思想內涵的民族來說，僅僅道歉還不夠，還需要全社會的深刻反思。為了避免后人重蹈覆轍，德國政府特別注意到了要“從娃娃抓起”，把戰爭反思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1977年，當時的聯邦德國謝爾總統明確表示，德國政府反對掩飾甚至美化第三帝國歷史，希望各學校在教材中增加有關揭露納粹罪惡的內容。次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長聯席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重申為保護青年人免受美化納粹言論的毒害，學校應把培養學生的政治判斷力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學校教育中應該積極抵制對“第三帝國”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飾甚至贊揚。

此外，一些德國思想家和作家還大量地著書立說，全方位揭露納粹的罪惡，反思這個偉大民族所犯的錯誤，而德國的影視工作者更是制作出大量的影視作品，進行全民族的贖罪教育。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方式，也就是既不認罪也不深刻反思的做法。令德國人都感到驚訝的是，日本在對待戰爭罪行方面表現出了舉世無雙的“堅韌不拔”，無論罪行多么確鑿，無論鄰國有多么不滿，無論民間有怎樣的壓力，就是舍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作，舍了政治大國形象不要，舍了地區經濟共同體不建，也絕不認錯，絕不妥協。所以就有了讓鄰國不齒的“歷史教科書修訂”，有了小泉政權我行我素地“拜鬼”行徑，有了軍事野心的不斷膨脹。

不僅如此，由于整個民族都普遍缺乏對戰爭罪行的反思，我們不僅看到了日本文學界都戰爭反思的集體失語，更看到了一些所謂的“愛國學者”都戰爭的“另類”解讀，而在這個過程中，被忽視的不只是歷史的真實性，更是對健全人性的培育。而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所說的那樣，最值得擔心的是日本的下一代，因為被蓄意篡改的歷史教科書將培養出同樣不誠實的下一代，這將使日本青年也不敢正視錯誤，不敢正視歷史，在道德上缺乏正義感，從而很難避免在未來不重蹈他們先輩的覆轍。

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對戰爭態度的巨大差異，我們會發現，這不僅有民族精神、文化底蘊的差異，也有著體制上的明顯區別。戰后，德國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共和國，納粹殘余得到了徹底的清除，相反，在日本，美國出于其在亞洲利益的需要，保留了日本最高的國家代表——天皇，也容忍了不少有歷史污點的日本政客重登政治舞臺，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當年的一己私欲是造成今天日本在對待“歷史問題”上麻煩甚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領導人的遠見和胸懷也十分關鍵。我們注意到，戰后的歷屆德國政府都在認罪和反思方面有著明朗的態度，而當年勃蘭特的一跪，更是深化了德國的反省，改變了與受害國的關系，也幫助德國走出恥辱，走向繁榮，成為了當今國際舞臺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以致有人說：“德國總理跪下去，德國人民站起來。”但相比之下，日本的絕大多數領導人卻是對戰爭罪行遮遮掩掩，甚或昂首“拜鬼”，無疑對整個民族的戰爭反思都起到了惡劣的示范作用。

而介于兩者之間的是美國方式，也就是不認錯但卻反思的方式。這一點，在越戰問題上表現十分明顯。對于美國這個極不習慣于道歉的國家來說，讓它的政府在越戰這樣一些問題上明確做出道歉是很難的，但有意思的是，美國這個民族卻有這強烈的反思意識，而這種強烈的反思意識也促使政府做出了從越南撤軍的決定。

盡管越戰已經過去多年， 但對于越戰的反思卻仍在繼續中。正如《現實啟示錄》、《野戰排》、《生于七月四日》等影片所折射的那樣，越南戰爭一直是美國人心中的巨大陰影，它就象是一塊傷疤，時不時的一定就會被人揭開，讓大家從現實的喧囂中沉寂下來——認識到戰爭的殘酷，認識到美國大兵不是戰無不勝的。在這個過程中，越戰的“苦難”內涵得以升華，一個坦誠而自信的民族在撫慰傷痛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思考著。

耐人尋味的是，三種不同的反思姿勢帶來了三種不同的結果。勃蘭特的世紀一跪，不僅贏得了寬容與尊重，也使戰后歐洲建立起了與東亞截然不同的信任關系，德國現在也成為了歐共體和歐盟的主要領導力量。德國人坦誠、務實、不求霸權的作風和態度也幫助他們在經濟上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就，并且一直保持著良好勢頭。

而日本的態度則令人不恥和唾棄。他們在教科書、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每年都要被受害國政府和人民痛斥無數幾次，國際信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質疑。就是一些西方國家也對日本的做法感到不解和不滿。在這種情勢下，日本政府根本無法建立所謂的“與21世紀相稱的關系”和樹立大國的形象，而實現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夢想更是遙遙無期。

相比之下，美國的“中間路線”就顯得比較微妙。一方面，民族的戰爭反思在不斷地給那些試圖做出不負責任的決定（特別是發動一場可能帶給人們深重災難的戰爭的決定）和危險的傾向敲響警鐘，另一方面，沒有認錯習慣的政府卻也很難避免再次發動戰爭的“沖動”，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日本政府對美國發動的每場戰爭對那么熱情支持，那么樂得參與……

張國慶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