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的爆發：和平為什么如此脆弱？

著名的英國政治學家E·H·卡爾在1939年總結為什么短短20年歐洲和世界再度墮入二戰漩渦時曾痛心地指出，這是因為面對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在德意日的發展時，西方列強陷入了和平的理想主義，認為依靠國際條約可以維護國際秩序。因此，卡爾說，在一個現實的世界里，理想主義永遠是“烏托邦”。

卡爾是正確的，對于一切蔑視人類尊嚴、價值與秩序權威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暴易暴”應該是我們對他們最好的回答。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不愿當亡國奴的中國人為贏回民族和國家尊嚴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抗戰，終于迎來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打敗的那一天；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后終于被打急了，拋棄了自私的孤立主義而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自由力量的“老大”；蘇聯也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經過偉大的衛國戰爭，在1945年5月2日將蘇聯國旗插上了德國總理府的樓頂。

然而，卡爾的結論并不完整。如果我們不去尋找和去除那些導致戰爭的各種根源，即便面對侵略憤起抗爭，和平的代價不僅慘烈，在當代戰爭手段巨大的摧毀力面前，贏得和平的同時甚至可能導致人類文明的終結。今天，我們回首60年前的那場戰爭，最重要的不僅是我們要宣示戰勝一切人類歷史上邪惡力量的信心和勇氣，更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世界，讓大國戰爭再度爆發的歷史教訓不再重演。

二戰的啟示是深刻的。首先，強權主導一切的國際關系時代背景是二戰必然爆發的直接誘因。二戰的爆發，說到底是西方列強之間帝國主義政策相互作用的結果。由于帝國主義政策的“游戲規則”就是強權即公理、就是一個國家只要有通過舉國體制、調動一切資源進行戰爭、并能從這種戰爭中看到巨大的國家利益，戰爭就是難以避免的。意大利之所以在1922年選擇墨索里尼，德國人之所以在1932年將選票投給納粹黨、支持希特勒掌權，不單單是當時德意兩國民主制度的薄弱，而是因為在1919年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上，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深深認為他們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待遇，是因為他們相信法西斯主義代表了他們能改變現狀的希望；日本軍國主義在20年代的興起不僅因為人為好戰的武士道傳統和天皇為中心的獨裁制度，還在于軍國主義勢力相信，他們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不需要付出難以忍受的代價。相反，他們認為，侵占亞洲國家是他們可以和西方列強“平等對話”的基礎。

其次，如果沒有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沒有民主化的國際制度，弱國、小國和窮國的利益在國際關系中得不到應該有的尊重，強權政治的橫行只會去刺激侵略的貪欲。

在國際關系中，不講道義的權力很可能換得一時的安寧，但犧牲道義原則的權力交易遲早會受到懲罰。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歐洲列強為了不得罪日本，容忍了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1933年5月日本退出國聯，事實上是日本軍國主義大規模侵略的前兆，但歐美大國同樣并沒有就此清醒。1937年“盧溝橋事變”與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表面上看沒有什么關聯，但這兩者卻存在著必然的歷史聯系。因為對美宣戰是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必然選擇。英法在1938年的綏靖主義政策，犧牲了自己的盟國捷克斯洛伐克，換到的是什么呢？《慕尼黑協定》作為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外交事件之一證明完全是英法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達成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雖然是想明哲保身，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在二戰初期客觀上成為了法西斯德國的幫兇。類似的例子還有1940年4月的蘇日中立條約。這一系列的幕后交易是對蘇共當時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莫大嘲諷。

蘇聯軍民雖然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的蘇德戰爭中用自己的英勇維護了俄羅斯的尊嚴，但歷史是公正的。如果斯大林在蘇德戰爭之前不迷信于德國不會在打敗英國之前侵略蘇聯的判斷，不迷信于德國不會自己挑起“兩線作戰”的誤判，如果蘇聯能和英法在1939年的夏天結成反法西斯同盟，蘇聯會有后來巨大的戰爭傷亡嗎？但是，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在歷史的詞匯表中，只有讓人覺醒、并可以借鑒的事實，并沒有“假設”。

第三，打著國家和民族名義的各種極端主義、無視人類人性尊嚴與價值的各種種族主義，永遠是國際關系中最危險的敵人。

希特勒德國標榜的雅利安人種優越論和日本對亞洲鄰國的蔑視，是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思想源泉。當一個民族無視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眼里只有自身種族主義的優越感時，就成了一切以野蠻與仇恨為核心的國際意識的土壤，其結果只會滋養和培植國家間的對立、沖突和暴力。在這種極端主義的支配下，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國家的殘暴侵略竟然被宣傳為是建立亞洲新秩序，是為了將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這種顛倒黑白的思想意識，不僅是為了掩飾侵略舉動，更是侵略行為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