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可以注重對法律制度、市場規則等“有形”制度的學習、引進及移植，但是卻無法建立起支撐這些“有形”制度的文化、道德、企業價值觀等“無形”制度。從而使得國內金融市場或金融業無法形成行業的基本的價值觀念與誠信法則（誠信法則是金融市場的基礎之基礎）。整個金融市場及從業人員把移植過來的制度中的企業利潤最大化及個人利益最大化運用得如火純青，而卻把金融市場的誠信法則與社會責任卻拋到九霄云外。
比如，為了遏制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快速的增長及房價快速飚升，央行最近調高了商業銀行的一年期存貸款利息。同時，為了幫助國內居民自住購買，央行決定將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下限由貸款基準利率的0．9倍擴大到0．85倍，商業銀行可按照國家相關政策，根據貸款風險，在該下限范圍內自主確定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但是從最近的情況來看，央行這種意圖完全為各家商業銀行出臺的規定所打破。
從各商業銀行應對央行規定來看，個人購買第三套以下（包括三套）住房可以享受可享受八五折優惠利率；同時，也有商業銀行規定，個人房貸優惠從九折擴大到八五折，其貸款只要是5年以下（包括5年）就可以八五折優惠利率。鑒于此，有人計算過，對于期限在3年以內、可享受八五折優惠利率的個人房貸客戶來說，這次的利率調整，實際貸款利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也就是說，各家商業銀行就個人住房信貸所推出的規定，表面上是為了鼓勵個人住房消費（其實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是投資），是幫助住房困難的居民通過優惠利率政策來解決住房的問題，實際上是這些商業銀行為了其利潤最大化讓央行政策意圖適得其反。
一是會弱化或抵消央行這次加息的信貸緊縮政策。大家都知道，這一輪的經濟過熱與投資過熱，根源就在于國內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而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最為重要的原因又在于國內外投資者利用銀行的金融杠桿炒作房地產。如果國內各家商業銀行以誘導的方式即優惠利率政策讓投資者低成本地進入國內房地產市場，國內的房地產市場投資豈能不出現新的一輪快速上漲并由此帶其他部門投資過熱？
二是商業銀行利用央行對個人住房消費理解的模糊性，居然來一個購買三套住房可以采取利息優惠之政策。作為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的國內銀行來說，它們在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嗎？就目前中國的情況來說，由于房價過高，70%以上的民眾連購買一套住房都面臨著重重困難。但國內的商業銀行，一方面要借助于國家的信用擔保、享用政府種種優惠政策，要政府采取嚴格的市場準入方式把競爭者排斥在外，從而能夠輕易獲得取利潤；另一方面又完全放棄應該承擔的為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品及服務之職能。因為，在房價很高的情況下，能夠進入這個市場的個人購買房者多以是那些購買一套以上的人，他們購房除了自住之外，更多的是進行投資。如果我們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鼓勵投資的市場，那么這個房地產市場也就是一個把國內絕大多數居民排斥在外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商業銀行也就喪失其基本的社會基本責任。
再就是，這種“有形”制度的學習與引進僅為少數所謂的精英階層所主導、壟斷時，那么中國的金融改革或國有銀行改革就可能成為少數利益集團謀利的工具。這種情況下，往往首先拷問的不是改革后有哪些責任，這些責任誰來承擔，以及如何來承擔，而是關注如何來分享已有的權力，如何來擠占或侵占他人之權利（這里侵占也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以合法形式進行），如何來擠占或侵占公共權利空間。比如我們的銀行業管理層，可以在工資水平上與發達市場體系看齊，但是責任上卻與自己無關。許多國有銀行連連出事，爆出大案要案，卻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有銀行的主事者出來承擔責任。
一般來說，權利是對某種利益的正當要求或正當資格，權力則就是對這種正當要求的行使。既然權利是一種資格，那么任何權利就都應該在一定的條件或關系中。也就是說，任何權利首先要表達的不是權利的正當要求而是在條件下或在關系中對權利的限制或所承擔之責任。責任先于權利。
正是從上述幾個方面分析，國內金融業改革在深層次方面的觸及仍不多，國內金融市場要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是不大可能的。由此也自然會把不少金融改革中所碰到困難與問題積聚下來，從而對未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形成種種障礙。金融高層的管理者想到這些了嗎？
（編輯：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