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海舉例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時任安徽省阜陽地區地委書記的王懷忠立志要把阜陽建成中國第一大城市，與其匹配的工程是擴建一個國際大機場，為此機場耗資三點二億元，后因客源嚴重不足，在勉強營運一年后，被迫關閉。王懷忠建的此類幾大“政績工程”，使市財政負債二十多億元，以至透支了阜陽十年的財力。

郭松海說，類似安徽阜陽這樣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在中國各地形形色色，在一些地方泛濫成災，有的動輒以創“中國第一”和“世界記錄”為榮，有的靠高投入、高負債而突出“高價政績”，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損失。基層百姓抱怨說：“票子花了，工程白搭了，領導高升了，百姓遭罪了”，“干部扛錦旗，群眾餓肚皮”。

“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為何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郭松海指出，“政績工程”體現了一些政府官員的思維定式和習慣作風，他們凡事眼睛向上看，只對上不對下，“只要你能搞出政績，讓領導看到”，上級對于下級有了好感，最后就會把搞“工程”的干部提拔到更高的職位上去，這是以“政績工程”為主的各種工程泛濫成災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為山東經濟學院房地產研究所所長的郭松海委員建言，要剔除“政績工程”歪風的盛行就要強化群眾對政績的監督，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對干部的考核，建立和完善科學考察、評價、提拔干部體系，構筑法紀制約機制，對領導干部進行任期經濟責任審計，不能讓決策失誤者一走了之、心安理得地去易地做官。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