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檢察日報》2003年10月22日報道，新華社記者顧立林在本月10日采訪河南省登封市昌達煤礦透水事故時，采訪被阻，相機被搶，并被毆打致傷。登封市委近日對毆打記者阻撓采訪的責任人進行了處理。

眾所周知，輿論監督是人民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單位的輿論監督權利，是人民賦予的，新聞記者行使采訪權、監督權，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是為了公眾獲得知情權而進行的信息采集。如果記者的正當采訪權和人身權得不到保護，就無法實施黨和人民交給的輿論監督的責任。記者的采訪權和人身權屢遭侵害，無非是因為一些部門、一些個人做了丑事，害怕曝光，才對記者的正當采訪百般刁難、繼而謾罵、毆打乃至誣告。在每一起記者采訪權和人身權遭侵害事件的背后，都有更多見不得人的黑幕和“貓膩”，有關強硬的后臺作支撐。挖出這些黑幕和后臺，也許比處理侵權事件本身更有意義。

筆者注意到，在顧立林遭毆打事件中，登封市有關方面對記者人身權的侵害，是以阻礙記者采訪為目的的，也就是說，他們對記者采訪權的限制，自然而然地殃及到記者的人身權利。之前發生的記者人身權遭侵害事件，大部分都緣起于對記者采訪權和限制和侵犯。

目前我國保護人身權的法律法規已相當齊備，人身權被置于憲法、民法、行政法、刑法諸多法律的全面保護之下，制裁這類非法侵犯行是有法可依的。然而，我國至今在新聞采訪、輿論監督方面，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健全的法律(盡管中央辦公廳制訂了有關支持新華社記者采訪突發事件的文件，但這樣的文件并不具備法律效應，且沒有惠及所有記者)，沒有對新聞記者的采訪權予以明確的法律規定，以至于在記者和受訪者之間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責、權、利關系。

譬如，在很多“新聞官司”中，一些被曝光的單位和個人以記者(或媒體)侵害其名譽權、隱私權為由，將媒體和記者告上了法庭，名譽權、隱私權成了一些受訪者拒絕采訪、逃避輿論監督的擋箭牌，也成了他們對媒體和記者“反咬一口”(惡意訴訟)的銳利武器。受訪者的名譽權、隱私權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新聞記者的采訪權也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再譬如，記者的一篇批評報道采訪完成之后，往往在刊載之前，被批評的對象會動員所有社會關系，到媒體的各個崗位游說、施壓，甚至賄賂，直至將報道扼殺在搖籃之中。這種現象，是不是對記者采訪權的變相阻撓、侵犯？還譬如，在文字記者的采訪中，能獲得的最好的證據可能就是錄音帶，但是在法律上，錄音帶卻不能成為證據，這使得記者在采訪中常常要去做一個偵探的工作，這是否在客觀上增加了記者采訪的風險和難度、不利于保護記者的人身安全？

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予以明確的規定和詮釋。否則，由限制記者采訪權而導致的對記者人身權利侵害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早在1999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政協委員呼吁通過立法來加強和規范我國的輿論監督。實現輿論監督的正常化、法律化，在全社會形成尊重記者、自覺接受輿論監督的良好環境，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律作保障。保護記者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首先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對新聞記者的采訪權作出明確規定，對于侵害采訪權的行為，予以更加嚴格、更加明確的制裁。只有切實保障了新聞記者的采訪權、監督權、批評權，才能切實保障他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才能減少以至杜絕記者遭毆打事件的發生。

(作者為第二軍醫大學法學教研室主任、教授）

（編輯：王晶 來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