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盡管很少有機會洗臉、洗澡；盡管常常會頭疼、咳嗽；盡管吃的最多的東西是土豆、洋蔥；盡管不是睡在石頭上，就是和一群男人同居一處；盡管幾乎沒有一個晚上可以一睡到天明……但是我無悔，因為，在珠峰的每一天，都在被感動。更何況，能夠參與到3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珠峰地區多學科綜合科考中，能夠見證8848.13米這一世界之巔海拔高度的改寫過程，對于記者，特別是科技記者來說，無疑是職業生涯中的一次難得經歷。那感覺就如同軍事記者上戰場，水利記者沖在抗洪前線一樣。
套用一句俗話，在采訪2005年中科院珠穆朗瑪峰地區綜合科考及高程復測活動中，我和同事游雪晴的成績和收獲是主要的，先后發表相關稿件數十篇，其中一篇還獲得第十六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但問題和遺憾也不少。所以，在采訪結束，最后一次回望珠穆朗瑪時，心中也生出了和80多歲的“老青藏”劉東生院士一樣的豪邁：“我們來了，我們還會再來！”
臨時抱佛腳式的知識儲備不適合科考采訪
珠穆朗瑪峰高海拔、高寒的自然地理條件非常獨特，地質構造也相當復雜，有著非常重要的科學意義，一直是世界各國科學家關注的焦點。此次科考活動的觀測研究內容包括：大氣物理及大氣化學成分、冰川變化、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環境變化、地質等方面。因為涉及多個學科，所以我們對前期準備工作一點也不敢懈怠。
從2004年12月得知能參加珠峰科考起，我們就開始為這次特別的采訪忙碌。先是用幾個月時間采訪了與科考和測高相關的許多院士、專家。每次見他們之前和之后，都是一通“惡補”，漸漸地，什么氣溶膠、冰磧物、POPs等艱澀的專業名詞，在我們的腦海中變得立體起來。臨行前，我們還策劃了一份詳盡的報道計劃，并得到了報社的批準。
但自以為準備充足的我們，卻是出師不利。在去往珠峰的“搓板路”上，同行的日本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的杜明遠博士告訴我們，青藏高原對全球二氧化碳吸收貢獻突出，具有較強的碳匯功能，但由于過度放牧，目前草場退化很嚴重，如果不阻止這一趨勢，今后青藏高原就會變成碳源。
什么碳源、碳匯的？我們被搞得云里霧里。沒想到，在珠峰大本營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科考隊生物與環境變化組負責人、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張鐿鋰研究員再次提到了杜明遠的觀點，并指出，這是“973”項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環境、資源效應”中的一個重要成果。于是，為了寫好這篇稿子，我們只好纏著張鐿鋰和杜明遠，讓他們從最基礎的知識講起。盡管我們知道這對兩位專家來說多少有些殘酷，因為說話多了，會使高原反應癥狀加重。
像這樣搞不清基本概念的情況，我們在此后的采訪還遇到過幾次。看來，隨科考隊在野外采訪，需要記者對相關研究領域有較長時間的關注和知識積累，臨時抱佛腳是靠不住的。因為，科考報道具有特殊性，專業性和科學性都很強，科學考察畢竟不是出門旅游，科考報道也不是寫游記雜感。
在日常采訪中，我們習慣了從新聞發布會上獲取信息，習慣了從網絡中獲得背景資料。但在珠峰，沒有發布會，更沒有互聯網。所有的新聞線索都要靠記者的眼睛和耳朵去捕捉，所有的背景資料都有賴于長期的知識儲備。而如果沒有足夠的相關學科知識，再有價值的新聞也會從眼皮底下溜走。有時即便抓住了，也會因為把握不住要點，無法用通俗的語言對科研成果進行“翻譯”，導致讀者不知所云。
只有毅力沒有體力無法完成工作
科考隊員工作經常要爬不少山，走不少路。作為記者，跟隨他們出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經歷了諸多困難、辛苦甚至狼狽。這里只說其中的兩次。
一次是跟著張鐿鋰、黃榮福兩位老師去喜瑪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地區做樣方，也就是選擇一塊20米乘20米的區域，統計其中的植物種類、數量、大小等，以了解當地的植被狀況。
那座山很陡，大約有60度，到處是枝枝杈杈的竹子，地又滑，腐殖質下面就是大石頭，很快我們就跟不上了，本想上去幫忙，此時卻只好狼狽地下撤。可是，偏偏又走錯了路，其實根本也沒有路。我們爬上了一塊離地面幾米高的大石頭后，才發現根本不可能下去，只好往回爬，好在有驚無險。只是手里沒有背帶的水壺太礙事，考慮再三把它扔下了山。事后，黃老師告訴我們，以后碰到這種情況，扔什么都不能扔水壺，沒了水就可能沒命。
再一次的跑路經歷是在珠峰大本營跟隨康世昌和劉景時兩位教授去尋找絨布冰川的末端，考察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
在冰磧物行走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踩在小碎石上隨時會滑倒，大石頭則需要手腳并用，才能攀爬過去。那風很大，足有七八級，打在臉上生疼，我們趕緊把套在脖子上的多用圍巾拽了出來，蒙住臉，但一會兒又覺得呼吸不暢，就這樣反反復復，走走停停。
看我們的速度實在太慢，再加上另一位記者在前一天隨科考隊員出去考察時崴了腳，到了冰湖康世昌就不讓我們再跟著走了，最終我們也沒有能到達冰川末端。
說實話，兩次被迫放棄，并不是因為我們意志薄弱，吃不了苦。但科考隊員出野外是為了工作，而不是做記者的向導。如果記者沒有足夠的體力，就會成為別人的累贅，幫不了忙還會添亂，而這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
新聞時效與科研嚴謹的沖突
我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珠峰地區水資源可能正在枯竭》的稿子，大意是絨布冰川的消融在加劇，但一個多月的水文觀測卻顯示，冰川消融的水并沒有使絨布河的來水增加，劉景時教授通過鉆探后發現，絨布河上游存在不少冰湖，其底部都是不透水的基巖，冰湖減少的水大部分是被蒸發掉了，還有些則填充了冰磧壩的縫隙。由此，他得出了“絨布冰川消融并沒有形成有效的可利用的水資源”的初步結論。
為寫好這篇稿子，我們不僅親臨了劉景時打鉆的冰湖，還多次采訪了從事水文觀測的科考隊員，并請劉景時對稿件進行了修改。但是，當我們在晚上12點終于合上筆記本電腦，鉆進睡袋時，劉景時突然說：“這稿子最好過一段時間再發，我想多觀測些日子。”
“不發就不發！”因為大家在一起呆的時間久了，早已不再單純是采訪者和被采訪者的關系，所以我說話多少有點口無遮攔。
第二天，劉景時又對我們的稿子做了幾處修改，終于同意發了。現在想來，他之所以同意發，一定是考慮到我們在那么艱苦的環境里寫稿的不易，而非他的本意。
隨科考隊出野外，記者想的是如何在第一時間多發一些稿子，而科考隊員追求的是科研成果的準確和可靠。一個科學發現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觀測數據的積累，可我們這些當記者的卻缺乏這樣的耐心，總是希望他們多給出些“最新發現”之類的結論。
盡管后來的觀測數據證明劉景時的看法并沒有錯，但我還是覺得有些愧疚。科考報道一定要遵循科研規律，我們當時實在沒有必要多發那篇稿子。
其實這樣的沖突和矛盾，在日常科技報道中也常碰到，只不過在觀測和研究時間都有限的野外科考中，會顯得更加突出。
沒有成為“真正的科考隊員”
曾聽新聞前輩談采訪野外科考，說在野外不要太強調自己的記者身份，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要將自己當作一名科考隊員，這樣才能寫出好新聞。我們在出發前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其實，這次中科院珠峰科考隊的確把我們算作了他們的一員，在裝備配置和工作計劃中都把我們當作隊員一并考慮，而我們也是這次珠峰科考復測活動中，唯一與科學家同吃同住同工作的記者。
去珠峰地區采訪，是我們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第一次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區工作。由于科考隊時間安排很緊，我們從北京到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只用了4天時間，沒有經過什么適應和調整，好在我們適應能力還不錯，沒有因為高原反應被送下山，空閑時還能做點收拾內務的瑣事，病了也沒有大呼小叫，和隊員們成了親密的戰友。這是我們非常得意和自豪的。但捫心自問，因為缺乏野外工作經驗，我們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科考隊員。
在珠峰，在這片純凈的冰川雪原間，日常的艱難，突發的驚險，是科考隊員習以為常的工作生活方式。在目睹了他們的堅韌、勤奮、勇敢之后，在每一天的感動中，我們真正理解了，是猶如靈魂一般存在的“青藏效應”和“青藏精神”，是對事業執著、忘我的愛，吸引著、支撐著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在獲得成就和成功都是極為偶然的青藏高原研究中前赴后繼，摸爬滾打，并且無怨無悔，不離不棄。青藏高原離不開他們，他們也離不開青藏高原。
（作者簡介：羅暉，科技日報社主任記者，從事新聞工作15年，曾多次參加兩會報道，2003年曾到非典一線采訪。獲得過第十六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等多個獎項。）
（來源：中國記者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