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會議。”昨日，國務院參事林毅夫在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舉行的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政策論壇上表示。
本屆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林毅夫稱，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中全會，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隨著改革的進程而不斷深化。
林毅夫介紹，從經驗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原來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獨立后，努力發展國家的現代化，希望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絕大多數并不能實現這個愿望。
數據顯示，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等收入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原來就跟西歐差距不大，其余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世界上有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也就意味著，二戰后，絕大多數國家長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認為，從多年的研究經驗來看，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是上述國家沒有處理好政府跟市場的關系。他稱，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經濟增長的來源，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后選擇了結構主義，希望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克服市場的失靈。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忽視了市場作用。而事實卻剛好相反，許多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對于本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決定論，在林毅夫看來，讓市場主導配置資源一方面可以消除各種扭曲、保護和補貼，一方面可以讓經濟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
在強調市場決定作用的同時，《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強調政府也要發揮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如果這樣，我國的經濟還會持續、穩定、健康而且快速地增長。我相信中國還有持續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長潛力。”林毅夫預測，到2020年，我國GDP、人均收入能達到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
“2010年，中國人均收入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加上人民幣升值，那么在2020年人均收入將達到12700美元。”林毅夫稱，也就是在這一任政府任期內，中國將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對于本次推出的關于政府與市場的改革措施，北大國發院教授李玲認為，這主要針對的是政府過度介入市場行為。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將僅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李玲表示，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督，彌補市場失靈。
在李玲看來，不同于過去片面側重經濟改革，用經濟改革的邏輯指導其他改革，此次全會一方面提出了“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不再把“市場經濟”作為整體改革的目標，而是僅僅作為五大改革之一的目標。
而為避免部門利益干擾，高層決定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務院各部門都是執行者，體現決策、執行、監督分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