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浙江大學的招生特權，省內其他高校就不敢吭聲了。”近日，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平在接受中央教育新聞采訪團采訪時表示，“教育公平改革要勇于向既得利益群體開刀。”
要促進教育公平，就必須推動教育改革。這幾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浙江在整治高校招生特權、高考體育加分、中小學擇校亂收費、異地高考等教育系統“頑疾”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
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的大背景下，劉希平等主要親歷者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首次披露了浙江教育一些重大改革決策的內幕。
取消浙大教職工子女高考錄取優惠，一舉破除省內其他高校“點招”特權
在高等教育界，“點招”被視為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學權力尋租的特殊領地，只有少數權勢階層和教育界內部人士才能享受，普通老百姓對此知之甚少，更不可能從中受惠。
“點招”嚴重損害了教育公平，所以，教育部幾乎年年都發文嚴禁“點招”，但禁而不絕。今年5月，教育部再次專門下發文件，開展以整治“點招”為重點的專項治理活動。
2006年從浙江省麗水市市長職位調任省教育廳廳長之初，就有好心的同志對劉希平說：“高考期間你要換一個手機號碼，人也躲起來。”因為社會上對高校“點招”的需求大，方方面面找的人多，群眾意見也很大。
用浙江省監察廳駐省教育廳監察專員辦公室主任陳金方的話說，高考“點招”，就是高校在使用額外追加的招生計劃時，不按高分到低分錄取。對本校教職工子女的“優惠”政策，則只要上了批次錄取控制線，即使沒達到本校錄取線也會降分錄取。“點招”與“優惠”都屬于照顧錄取的范疇，而且“點招”比后者的涉及群體更大。
比如，高招一本線是600分左右，一些985、211高校的最低錄取分數線至少在650分以上。因此，有的高校教職工表示，學校降低五六十分錄取其子女入學就讀，比獎勵100萬元現金、分配一套房子更實惠。
“這方面，浙江大學數量比較多，包括學校與附屬醫院照顧錄取的子女一年有幾十個人。”陳金方說。
對此，高校教職工內部意見也不統一，希望有所改變。但是，聽到浙江省要打破這項特權并先拿浙江大學開刀時，誰也不相信。就連浙江省教育考試院的同志都私下說：“我們等著廳長寫條子來”。
劉希平表示，2007年省教育廳頂著各方面的壓力，堅決取消包括浙江大學在內的高校“點招”特權：省內所有招生計劃一律通過高校招生計劃管理系統平臺編制和執行，對省內高校一律不留機動指標，對省外院校招生計劃一律從教育部計劃管理系統流轉，絕不受理任何網外招生計劃。“至今，省教育考試院也沒有等到廳長寫的條子。”劉希平說。
不留機動指標，對于“點招”而言，相當于釜底抽薪。前不久，教育部又一次發文，要求高校招生信息做到“十公開”，其中特別指出，預留計劃及去向必須公開。
高校“點招”特權破除后，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蔣勝祥發現，權勢家長還有一條的路，高考分數不高的學生，通過轉學方式進入好大學的越來越多。
浙江又趕緊在大學生轉學條件上增設一道門檻——轉入浙江省內高校就讀的學生，其錄取時的高考分數應當達到擬轉入學校當年相同生源地學生的同批次投檔分數，只能從好大學往下轉，不能從錄取分數低的大學向上轉。全省大學生轉學人數從2006年的354人降到了2013年的106人。
頂住群體性上訪壓力，取消1000多項高考體育加分賽事
進入2009年后，浙江高考體育加分弄虛作假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三模三電”（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車輛模型與無線電測向、無線電通信、電子制作）項目，幾乎變成了地方權勢家庭子女的“高考加分俱樂部”。
有一組統計數據可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2008年該省高考體育加分考生有438人，“三模三電”有198人；2009年全省高考體育加20分者1003名，“三模三電”達到700多名。其中還有不少到省外參加比賽獲得國家二級運動員證書回浙江申請高考加分者，社會反響十分惡劣。
劉希平說，“中國青年報2009年、2010年連續對浙江高考體育加分亂象的監督報道給了省教育廳極大的壓力，同時也是促使浙江省及全國整治高考體育加分亂象的主要動力，維護教育的公平與公正。”
高考體育加分亂到什么程度，連這位廳長都說：“看到加分名單以后害怕。”一是運動員等級證書造假或水分嚴重；二是比賽或測試組織不規范，替賽、替考現象嚴重；三是個別與體能、運動技能關系不大、更多靠運用器材等運動的賽事組織管理及評獎問題多。
“兩三個熱心的人隨意組合幾個省的比賽就是全國大賽，然后就要求加分。”省教育部門不認同這種山寨賽事，卻遭到了省體育部門的指責：“省教育廳嚴重違法，你沒有權力剝奪二級以上運動員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
與此同時，一些培訓中介機構的人出錢，組織考生家長上訪要求省教育廳答復與解決。劉希平透露，“上訪的學生家長就住在省教育廳對面的飯店，我們上班，他們也‘上班’。”時任省教育廳辦公室主任的吳永良介紹：“我被上訪者圍在里面，不準出來吃飯。”
從2009年開始，浙江省對符合體育加分政策的所有考生進行省級統一測試認定；從2011年起，把包括體育加分、學科競賽、思想品德等在內的所有獎勵類項目高考加分分值均由20分降為10分，高考體育加分項目由32項限定為田徑、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術、游泳、羽毛球等8項，并明確到2014年“三模三電”不再實行高考加分。
2011年，教育部、國家民委、公安部、國家體育總局、中國科協等五部門規范和調整部分高考加分項目，規定除田徑等8個項目之外，各省可酌情增加兩個加分項目。對這項自主權力，浙江省體育部門說“規定可以用的，為什么不用”。省教育部門的意見是：“不用。”
通過這些措施，該省大大減少了高考體育加分的“尋租”空間，把加分賽事由1000多項減少為30項，一大批“南郭先生”被剔除，全省高考加分人數從2009年的1003人降到2013年的182人。
有的領導干部質疑“零擇校”政策，省紀委說誰違規就查處誰
2011年，瑞安市擇校亂收費問題被媒體曝光。省教育廳調查發現：真正有權有勢的人擇校未必交錢，或者交很少的錢；按價碼交的還是普通老百姓。
“一所學校擇校率超過50%，還算擇校嗎？根本不是擇校，而是變著法子把一些教育的支出負擔轉移給老百姓。”所以，治理擇校亂收費不像取消高校“點招”與高考體育加分那樣只要省教育考試院嚴格把關即可，這涉及到地方財政的“錢袋子”問題。
“市縣教育行政部門同省教育廳是業務指導關系，地方黨委、政府根本不怕教育廳。但是，把治理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擇校亂收費的政策與要求，放到陽光下讓全社會監督，讓想擇校的人不敢去擇校。”省教育廳副廳長韓平介紹，浙江治理擇校亂收費不是教育部門單打獨斗。
據陳金方透露，在文件正式出臺前，省教育廳聯合省糾風辦、財政廳、物價局把24個擇校費達到2000萬元以上的縣市區政府分管領導、教育局局長請到杭州開座談會，明確要求從2011年12月31日起嚴禁中小學入學與收費掛鉤，違者先處理人再處理事。
大多數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包括教育系統內部的人也擔心做不到。一位老同志對廳長說，“小孫子讀書有困難”。得到的答復是，“浙江早就解決了有書讀的問題，小孫子讀書沒有困難，但是擇校肯定不行。”
實施“零擇校”，無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一些領導干部提出質疑，浙江省委常委、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任澤民同志旗幟鮮明地支持省教育廳。省糾風辦的副主任說，誰要是違規就查處誰。”劉希平向本報記者透露。
公辦中小學不準擇校，民辦學校則趁機組織考試爭搶優質生源。省教育行政部門進行規范管理，民辦學校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進行抵制：自主確定招生范圍與方式是其法定權利，教育部門沒有權力干涉。
浙江省教育廳請示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兩者之間怎么把握”，未得到明確答復又去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方表示：發現有問題，但是現在法律沒有修改，沒有明確的答復。
在進退兩難之際，省教育行政部門只好請民辦學校開座談會，并約定民辦學校自主招生與方式必須有邊界，民辦學校的行為必須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符合義務教育階段發展素質教育的目標；從而達成70%搖號、30%面試的招生模式。
“治理擇校亂收費肯定讓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老百姓舒服了。”據統計，全省90個縣市區中，有79個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實行“零擇校”，其余11個擇校生比例降到5%以下。
異地高考政策不搞過渡期，并非省內人口少、壓力小
2013年，全國11個省報名參加“異地高考”的學生共4390人，在浙江省參加高考的有984名考生，占全國隨遷子女考生總數的22.4%。
浙江是當年制定政策當年放開異地高考，有一種意見說“太匆忙了”；連教育系統內部都說“來不及做準備”；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最好像其他省市一樣搞兩至三年的過渡期。劉希平回答：“浙江異地高考政策堅決不搞過渡期。”
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孫恒向記者提供了一份更加詳細的統計數據：2013年在浙江參加異地高考的984人中，實際錄取650人。其中，一批次上線33人，錄取31人。最高分理科717分，被上海財經大學錄取。文科最高分636分，被浙江工業大學錄取；二批次上線143人，錄取122人；三批次上線153人，錄取124人；高職單考單招335人，自主招生及單獨錄取小類別招生38人。
對于浙江異地高考不設過渡期，有些省市回應說“浙江人口少，壓力小”。浙江省教育廳表示，統計事實并非如此。在浙江接受義務教育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有130萬人，其中在公辦學校就讀的達到75.6%。
同時，在全國外來人口外省籍讀書的統計中，浙江省總量也排在第二位，僅次于廣東；外來人口子女占全部學生的比例，浙江達到25%排在全國第三位，僅次于上海、北京。
“其實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是，浙江老百姓開放、包容，平靜地接受了異地高考這個新生事物。”劉希平說，“既沒有人到省教育廳上訪，也沒有人寫信表示抗議。”
（原標題：浙江教改經驗：勇于向既得利益群體開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