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減法

青年時代的李克強見證了那種令人目瞪口呆的無力感：原來不是只要我們好好管，就能讓大家富起來。

3月19日的李克強簡政放權的講話精神，早在兩會期間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了出來。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司長向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曾經(jīng)提到總理自始至終參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寫”，直接給政府工作報告執(zhí)行了一個減法。

媒體還注意到，報告中沒有提到“管控房價”這樣的目標。與直接提及市場房價相比，李克強和他的政府更重視制定規(guī)范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準確地把握著平衡，市場有市場的效率，政府則在市場之外尋求公平之道。

李克強在兩會上現(xiàn)身說法，提出“改革確實是最大的紅利”。在全國政協(xié)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界別聯(lián)組會上，他曾回憶自己在鳳陽插隊和當大隊支書的經(jīng)歷：當時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產(chǎn)隊每個人的生產(chǎn)任務，這個人插秧、那個人挑擔子，都安排得無一遺漏。

即便如此，村里人還是吃不飽，生產(chǎn)隊缺糧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里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

這位擁有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并不是一個沉溺于往事和懷舊的人，他盡量還原細節(jié)，正是為了在社會輿論和媒體當中釋放信號和引起注意。

李克強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經(jīng)歷告訴這個國家里習慣“多管一管”的人們，“放一放”才是中國經(jīng)濟繼續(xù)發(fā)展的良方。

李克強插隊所在的安徽省鳳陽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寧愿殺頭坐牢也要搞包產(chǎn)到戶的小崗村，是一個意味著減法和活力的政治符號。

《博客天下》記者來到李克強昔日插隊的鳳陽縣大廟公社(如今已經(jīng)改為大廟鎮(zhèn))，曾經(jīng)與他共事的人們正在敏銳地接收著這位昔日大隊書記釋放的信號。

已經(jīng)88歲的紀鴻冠是大廟公社當年的五七小組領導，專管下放知青，他回憶起李克強提到的開“逃春荒”證明時說，大廟有逃春荒的個別情況，雖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饑饉的三年，基層干部允許逃荒要飯是一種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來，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們餓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這樣的詞。鳳陽縣的一些鄉(xiāng)村歷來有外出賣藝的傳統(tǒng)，這和當?shù)亟?jīng)常鬧災、缺糧有關系，在《鳳陽縣志》中，編者解釋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許多人通過吹拉彈唱一冬春，回來就可以做料子褲，一個給人挑牙蟲(從嘴里挖出假的蟲子，一種傳統(tǒng)詐騙方式)的婦女3年掙了2000元，蓋了5間新房。還有一位燃燈公社的社員，被官方文件描繪為“老三天”，他帶著自己懷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幾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醫(yī)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后，帶著妻子孩子三天換一個地方，繼續(xù)請求別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帶來更多的外流者，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是當年的基層干部非常頭疼的，有的基層干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個大隊女干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調(diào)，搞了一冬春。”還有的生產(chǎn)隊干部帶著社員外流，還“喊著一、二、一的口號”。

1974年，李克強下放到大廟公社東陵村所面臨的基層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鳳陽縣和李克強的家鄉(xiāng)定遠縣相鄰，文化上屬于南北交界處，人民性格剛硬，歷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鳳陽人，明朝的很多開國將軍公侯都來自這兩地。

大多數(shù)展示自己鐵腕手段的年輕干部都會被社員們的小聰明和直接反抗所擊垮，三年災荒剛開始的時候，定遠的社員為了省力氣，上工之后躺在地頭喊勞動號子，讓遠處的干部聽見，人們稱為“干夯”。

鳳陽的有些社員情況也差不多，和李克強一起插隊并擔任西孫大隊書記、現(xiàn)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訴《博客天下》，附近的東孫生產(chǎn)隊“有300多人，其實是個富裕隊，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樹叢野地，問起來，都說去上廁所了”。社員寧愿不干活吃返銷糧也不樂意多出力。

大隊書記(村支書)、大隊長(村主任)在這種情況下是個苦差事，記工分打破頭的事情時有發(fā)生。“外調(diào)的年輕人當大隊書記，第一正派，第二超脫。村里很多人鬧矛盾。選知青書記就沒有這個問題，和任何人都沒有什么利害關系，會公正地對待事。”裘玉旺說。

那一波選拔年輕干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稱作“小雞代老雞”，很多大隊書記出身的知青后來就進了鄉(xiāng)鎮(zhèn)或者縣里工作。

知青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團糟。紀鴻冠說東陵大隊的男知青點，知青們不干活，也“沒人燒飯”，誰也不服誰，時不時還要到女知青組那邊去惹點麻煩。

紀鴻冠看李克強是高中畢業(yè)(他畢業(yè)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別的知青大多是初中畢業(yè)，就讓李克強當知青組組長，19歲的李克強沉默寡言，愛臉紅。

這并不是一個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強讀書多，下放時帶了兩木箱書，他會講故事，這種才能在缺乏娛樂的鄉(xiāng)下特別受歡迎。

裘玉旺對《博客天下》回憶起李克強給自己講述印度電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納獲獎作品)的那一天，裘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是李克強完美地復原了這部電影的全部情節(jié)：影片中法官是一個血統(tǒng)論的信奉者，他堅持認為“法官的兒子正直，賊的兒子永遠是賊”(和“文革”的“血統(tǒng)論”如出一轍)，一個強盜為了報復他，把他的兒子帶走訓練成了一個小偷，兒子長大后找到了愛情，希望回歸正路，這時卻遭到了親父的血統(tǒng)論歧視。

這部電影有愛情，有歌舞，特別好看，李克強小說、電影都看過，故事講得很精彩。

對離開家鄉(xiāng)的城市知青來說，主題曲《拉茲之歌》的“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喚我奔向遠方奔向遠方，到處流浪。孤苦伶仃，沒有依靠……”難免會勾起自己的傷心事。有的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更會感傷于血統(tǒng)論的謬誤。

這部控訴“血統(tǒng)論”的作品和主題曲《拉茲之歌》幫李克強收獲了同齡人的友誼。此外李克強會游泳，水性不錯，算不上運動健將，但在學校就參加過跳高和跳遠，打籃球時絕對不會拖累隊友。

紀鴻冠說，李克強管事之后，知青們逐漸開始安心學習和勞動。表現(xiàn)出色的李克強成了鳳陽縣“知識青年先進代表”，有了去公社演講、作報告的機會。

當時的公社書記程玉明挑選了幾個表現(xiàn)出眾的知青來加以培養(yǎng)，裘玉旺和李克強都在其中，李克強被發(fā)展入黨后很快就當了大廟大隊的書記，有時會和在西孫任職一年了的大隊書記裘玉旺交流心得。

裘玉旺眼中，李克強面臨的形勢要比他復雜得多，大廟大隊就在公社眼皮下面，一舉一動都受關注：“大廟在街旁邊這個地方是最難搞的，城鄉(xiāng)接合部，這些人相對見多識廣，我們這邊叫‘街皮子’，這幫人相對難領導。偏僻的地方人們相對樸實。”

對城鄉(xiāng)接合部的治理經(jīng)驗可能是李克強在后來碩士論文當中選擇城鎮(zhèn)化相關題目、并且至今仍然重視城鎮(zhèn)化的一個原因。

年輕的李克強只有兩個法寶，一是自己埋頭苦干，二是給大隊的管理做減法，實行更公平的按勞計酬。

21歲擔任大隊支書的李克強在老鄉(xiāng)們眼里仍然是那個剛來時穿著背心短褲看青放牛的青年，本來就近視的他長期點煤油燈看書，他并不長于力氣活，修嘆阿灣水庫的時候，他是親自加入背石頭的大隊干部之一。

當時的大廟公社書記程玉明告訴《博客天下》：“他是個城里小孩，不熟練，不會換肩膀，就一個肩膀，手還得撐著，走路都邁不開步子。從后面看都覺得他很吃力。我說：‘克強同志，你也不一定非要這樣干，你的任務是組織好群眾，抓效率。’他當時就說：‘行行，我能干，能挑起來。’”

當時給李克強擔任副手的大廟大隊副書記張傳富記得李克強最怕插秧。這活兒必須彎著腰，往地里一根一根栽。忍不住腰疼的時候，李克強就“爬到旁邊的田埂上滾幾下子，腰就舒服一點了”。

李克強努力是為了減掉自己身上“老縣長兒子”的標簽。他的父親李奉三1950年代曾經(jīng)當過鳳陽縣縣長，后來又在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做過副院長，有時候想念兒子，路過大廟就會過來看李克強，李克強不愿意，他告訴張傳富，自己不愿意被父親調(diào)回去，但是他不敢當面頂撞父親。

紀鴻冠說李克強在修大塘的時候?qū)嵭辛税磩谟嫵辏@在當時算是個不小的改進，過去都是出工就給補助，人人磨洋工。李克強把大塘的任務分配到各個小隊，再分到各個人頭，劃片包干，計劃兩個月完成，1個月就完成了，這一做法得到了黨委的表揚。

這可能是李克強減法管理思路的萌芽，但上級領導仍然管得很細，在這種情況下，李克強沖鋒在前并不能真正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仍然要眼睜睜看著困難群眾去“逃春荒”。

上級抓工作抓到積糞堆肥。張傳富告訴《博客天下》，上級來檢查積肥情況，許多生產(chǎn)隊事實上都在弄虛作假，常見的辦法是把草皮、灶土、糞便蓋在多年前的舊墳包上，這樣看上去就是一大堆肥料。

李克強對這樣的做法極度不滿，曾經(jīng)向公社領導反映過，認為弄虛作假沒有必要，他還曾經(jīng)對張傳富說：“搞這些虛的東西，我不贊成，我以后‘干大了’，立馬‘治了’這個事情。”張傳富問他，什么算是“干大了”，為什么縣里調(diào)他工作他還不去。張傳富記得李克強的回答是：“給我省長我就干。”

李克強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不久給安徽做了減法，激發(fā)了農(nóng)民熱情的人，正是一位省長——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萬里。他更不會想到在“想吃米找萬里”多年之后，遼寧省出現(xiàn)一句“要住房找克強”。

還沒有“干大了”的李克強渴望去讀書，他從小跟文史學者李誠學習古文，講論的都是心憂天下的學問，再努力大家還是這么窮，一定有別的學問可以解釋此事。在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之后，他立刻著手準備。

程玉明聽說了李克強的計劃后，安排副書記張傳富多負擔一些工作，讓李克強能拿出精力來學習。他晚上點燈看書，張傳富做飯，這位大李克強14歲的老大哥又燒火又烙餅，手上的草灰都把餅弄臟了。

“我手這么黑，你可吃得下去？”張傳富問李克強，李克強拿起來就吃。這個好學的青年人已經(jīng)把自己的生活也做了減法，降到了最低的水平。

“他吃飯‘逞’(當?shù)胤窖裕鉃榭?，”張傳富告訴《博客天下》，“那時候公糧一天四兩，夠誰吃啊，那飯一天都吃三四碗，豇豆都吃半碗。他不管孬的、好的都吃，他不挑。有時候糧食緊了，我采那個番瓜葉子，番瓜花，洗洗和在面里，他也吃。”

李克強也以衣著不講究著稱，當時的他穿著開線到了膝蓋的黃軍褲和只此一雙的黃膠鞋，走起路來嗖嗖的。張傳富看著他說：“你看你這個鱉樣，還考清華北大。”李克強笑著回答：“你看著。”

1978年春天，李克強被北大錄取，張傳富看著被父親和鄉(xiāng)親們親昵地稱為“小侉子”的青年從大廟大隊走向北京。

鳳陽在明朝被稱為“中都”，百姓們驕傲地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附近的幾個縣都管北方的人叫“侉子”，土氣率直，南方人叫“蠻子”，有說人“精明”的貶義。

鳳陽本地長大的裘玉旺告訴《博客天下》：“李克強有合肥口音，跟我們講話不太一樣，比如我們說‘老母雞’，他就會念成‘老母滋’。”

張傳富說，李克強人不錯，直爽，直誠。“他說話直，他也不管你官大官小。”

一個南方長大的小伙子，被鳳陽當?shù)厝水敗百ㄗ印保菍θ似返臉O高評價。

當年的年輕人現(xiàn)在面對的是人生的一個新舞臺，紛繁復雜的挑石頭、插秧、派工、記工分、學毛選、出黑板報將在他的生活中被一刀剪去，剩下的將是一流的圖書館和寧靜的書桌，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向他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