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30%多在農村沒有承包地，40%多沒有宅基地，92.3%不愿再回農村。同時，據測算，未來20年，我國仍將有2億—3億農民進入城市。

沒有產業支撐，農民工進城就會成為空話。視察團形成的視察報告，將暢通產業通道進行了重點闡釋，認為應從產業布局、區域格局和城鎮化模式上進行戰略性規劃。報告認為，中小企業、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是解決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主渠道，并針對三個渠道，列出了相應的扶持措施。

對中小企業，應逐步形成政策支持體系，深化增值稅、營業稅改革，合理調整中小企業社保資金繳納政策，對吸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較多的行業、企業實行稅費減免和財政補貼。

對中西部地區，本著加強就業吸納能力，應出臺差異化的產業發展政策和區域扶持政策，引導更多勞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鼓勵有資金、會經營、懂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向中西部“回歸”。

對中小城市，應著力提高其產業集聚和人口承載能力，通過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產業布局合理化，實行向中小城市、小城鎮傾斜的產業、用地和財稅政策，引導農民就地轉移、就近發展，努力走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協同推進的新路。

建立成本分擔機制和公共服務體系

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余萬億元。分解到20年，則每年所需資金為1萬億元，約占2010年8.3萬億元財政收入的12%左右。

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測算，結果很明顯，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初步具備，“現在的關鍵是要通過研究論證，明確中央政府、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的各自責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指出。

視察報告列明了相關責任：中央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子女義務教育、就業扶持以及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補助力度，并且應更多地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人口作為財政分成和轉移支付依據，健全中央財政對農民工集中地區穩定、長效的轉移支付制度。同時，享受了人口紅利的輸入地政府，也應更多承擔農民工市民化成本，主動加強對農民工主要來源地的經濟援助和對口幫扶。

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務不均等，成為制約農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應以戶籍人口為統計對象，建立全國統一、真實可靠的城市人口信息系統和新生代農民工檔案庫，在此基礎上按照低標準、廣覆蓋、可接續原則，著力推進農民工社保、住房、醫療等制度建設，最終形成城鄉一體的公共服務體系。”全國政協常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季允石說。

視察報告詳細列舉了一系列措施：優化城鄉之間，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間的教育資源配置，堅持“兩為主”原則，簡化手續、降低門檻，確保農民工隨遷子女就地入學；采取“培訓券”等多種方式，加強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特別是高級技能培訓，增強其就業競爭能力；盡快將已與企業建立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將農民工納入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商品房等政策享受范圍，多渠道、多形式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

系統化的工作需要多方協同形成支持網絡。“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在聯系服務新生代農民工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應著力將基層組織活動與農民工利益訴求緊密結合，善于運用互聯網等新手段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全國政協常委、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曉指出，應積極促進與農民工工作相關的社會組織規范化發展，切實發揮其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

“對農民進城問題，從法律層面加以引導、扶持和規范十分必要！”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席王俊峰認為。據他考察，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都出臺過專門法律，引導農民進城、遏制“城市病”以及農村凋敝等現象發生。王俊峰建議，應積極借鑒這些國家成功經驗，加快立法進程，對農民工權益維護、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各級政府工作職責等作出明確法律規定。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