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辭書史上

一次重要的會議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了解的人不多。編寫這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源頭還要追溯到1975年。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圖書市場書目稀缺，而辭書類圖書幾近成荒。從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規劃編寫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

對于辭書出版來說，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一次重要的辭書會議。著名的出版人、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這是我國辭書史上第一次有關辭書編纂出版的規劃會議，也是至今業內最為重要的會議。”

詞典規劃（草案）經會議討論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動承擔下一些任務。

國務院在下達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區）有關方面加強協作，力爭提前完成規劃中提出的任務。列入規劃的160種中外語文詞典中，不乏寵兒。而像《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一類的，分屬小語種詞典，則由商務印書館承辦下來。

1978年受命

接下國家任務

1975年領回《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商務印書館又找到了當時的北京廣播電臺，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此時車洪才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但已被借調到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

“當初沒有明確分工，負責普什圖語的有十幾個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觀。”詞典的后期主要編纂者張敏回憶，后來，車洪才和他的學生宋強民慢慢接下這個任務。

1978年，隨著車洪才工作調動，國家任務被他帶回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成為助手，另一位編纂者張敏則偶爾過來幫些忙。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詞匯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詞典是后世之師，至少要影響后邊的兩三代人，有承前啟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圖語這樣的語種出版機會不多，所以，我們工作非常認真。”車洪才說。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盡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

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

“這本詞典雖然不是百科性詞典，但由于語言背景比較特殊，涉及歷史人物、風俗習慣及與宗教有關的詞條，也用簡單的文字略加介紹，免得讀者無處查閱。”車洪才說，自己有時候轉了一上午，為了確定一個詞，而有時，一天也搞不出幾個詞。

他和搭檔整理

10萬張詞匯卡

除了要付出時間，詞典編纂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兩個人，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張桌子，一個手工做起來的托架，還有一臺借來的普什圖語打字機。

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詞匯需要逐個抄寫在卡片上。團隊里，宋強民主要負責抄寫和中文的潤色，沒錢購買卡片，車洪才和宋強民托關系找到一個印刷廠，將印刷剩下的邊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規格的卡片。

從1978年到1982年，車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詞典的編寫上。到1981年，3年時間里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進文件柜，足足裝了30多箱，這是詞典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調動使車洪才被迫暫停了編纂工作，盛著10萬張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辦公室里安安靜靜地待了好幾年。車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辦公室裝修，他發現卡片竟被工人們鋪在地上墊著睡覺，發了一通脾氣以后趕緊將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驗后發現還是少了很多。

“后來一段時間，我都不敢看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這么放著，車洪才看一眼都覺得心里難過，“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車洪才和張敏對毀壞遺失的卡片進行過一次補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