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們紀念館是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什么公祭日的名稱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而不是遇難者？

朱成山：名稱問題我們一直在討論，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這個名稱我們用了20多年，遇難者主要指遇到自然災害死亡的。南京大屠殺30萬的數字是指死難者，用死難者更為確切，作為法律用詞也更為準確。“死難者”是本人堅持一直要用的，期間也有人提出受難者，受難的范圍更為廣泛，但我覺得死難者最為貼切。

記者：設立國家公祭日有什么意義呢？

朱成山：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第一，設立國家公祭日，是國際慣例。因為民眾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戰爭中犧牲的，更多的是普通民眾，值得紀念。

第二，將12月13日作為國家公祭日，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傳承。歷史的傳承，需要一定的方式，我們現在要用國家公祭日的形式固定下來。

第三，設立國家公祭日，是國家意志，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不是今年悼念，明年不悼念。我的理解是，國家立法了，必須每年執行，今后每年都要做，而且是國家來做。

第四，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是個狠狠的反擊。每次日本參拜靖國神社，我們僅僅表示抗議、表示憤怒是不夠的。30萬的數字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我們用國家意志，把它確認下來，南京的歷史不能否認。

記者：如果設立了國家公祭日，今年12月13日我們打算怎么做？

朱成山：目前還沒有就此討論。

不過，可以預見，今年悼念儀式，由原來南京市的悼念升級為國家悼念，按國際慣例，一定是有國家領導人參加的。第二，過去邀請的國際人士，今年按國際慣例，應該增加邀請外國政要或者前政要參加。第三，這樣的活動應該每年都要舉行。

公祭日首倡者：時隔9年終獲回應

作為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首倡者，全國政協原委員趙龍昨天也出席了座談會。

2004年，趙龍和孩子第一次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除了沉重和悲憤，也倍感困惑和震驚：“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人類浩劫，中國人民歷史的大災難，我們僅僅是在地方層面進行悼念，紀念館本身也是地方性的機構，這跟國際通用做法差異很大。”當時，趙龍的孩子帶了錄像機，說要錄完給外國人看看，“他知道，外國人很多不知道這段歷史。”

2005年，趙龍提出設立國家公祭日后，有49名委員響應，但此后并無進展。2012年，趙龍曾再次提交公祭日提案。在昨天的座談會上，他說：“時隔9年，石沉大海一直沒有消息，今天終于有了消息，與其說是驚喜，不如說是感慨和期待。”

“當前形勢下，設立公祭日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回應，是國家層面的正式回應。”在肯定設立公祭日意義的同時，趙龍更多的提到自己的期待。

除了“建議將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趙龍還曾提案，建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上升為國家級紀念館，并申請世界遺產，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進行“搶救性保護”、發行南京大屠殺紀念郵票、解決抗戰老兵待遇等。“我期待著剩余的能落實。”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悼念儀式已進行20年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悼念從1994年開始，儀式主要為全城拉警報、放飛和平鴿、向遇難者獻花圈等規定性動作。直至2001年后，名稱才由單一的悼念活動，改為雙主題，即悼念遇難者、祈禱和平，像2002年，為悼念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者暨南京國際和平日。從2002年開始，每年由一位杰出的南京青年代表，代表南京市民，宣讀和平聲明。

南京是全國所有城市中首個進行悼念的城市，也是最早拉警報的城市，每年12月13日拉響警報，祭奠遇難同胞。

從1994年到2014年，20年，20次，沒有間斷過。祭奠儀式也分大小年，據介紹，小年是有4位江蘇省省級官員的副職參加，逢五逢十即大年，有江蘇省省級官員中的正職參加。

世界二戰三大慘案：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南京大屠殺。前兩者都建立了國家級的紀念館，并且有大規模的祭奠。波蘭有5個集中營，全部是國家歷史博物館，每年1月27日，奧斯維辛解放日，是作為大屠殺紀念日。聯合國也把1月27日作為大屠殺紀念日，每一年波蘭總統都要出席。

本版文/本報記者 鄒春霞

攝影/本報記者 鄒春霞(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