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童增（左三）和部分二戰受害勞工幸存者。

最迫切的訴求：索賠官司搬回國內打

十余年訴訟屢戰屢敗，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出路何在？

近年來，包括童增在內的中國學者和社會人士越發明確，鑒于日本政府對于侵略戰爭的態度，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難獲得公正判決。他們正在呼吁另一種方式：將官司搬回國內打。

童增將20多年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分為三個階段，1990到1994年是提出民間索賠理論，民間的索賠意識在這個階段得到萌發；1995年開始進入索賠訴訟實踐階段，但是18年來，在日起訴的案件均未勝訴。

“現在有必要探索進入第三個階段：在國內法院起訴。從法律上來說，當年日本犯下戰爭罪行的地點就在中國，中國法院對相關案件也有屬地裁定的權利。”

童增經常談及韓國的案例，“同樣是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韓國人在韓國國內法院起訴并取得了勝利。”

今年11月1日，4名曾被日本強征為勞工韓國女性在韓國狀告日本三菱重工獲勝，這也是第三起類似韓國勞工在其國內狀告日本企業的勝訴案。這起案件中的原告曾于1999年3月1日以日本政府和三菱重工為對象在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但遭到敗訴。

其實，在中國國內進行對日索賠訴訟也并非沒有先例，“當年轟動一時的‘中威船案’就是例子，而且結果是勝利的。”童增介紹。

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的“中國船王”陳順通將兩艘輪船借給一家日本公司，輪船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神秘消失。此后，陳家三代人相繼在日本東京、中國上海提起訴訟。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對這一起延宕20年的訴訟案件作出一審判決，判決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賠償中方原告日幣29億多元，折合人民幣約1.9億元。

雖然有國際案例和國內先例，但是童增說，近年來在國內發起對日索賠訴訟的探索并不順暢。“這些年也有一些在國內司法機關起訴的嘗試，但是法院不是不受理，就是受理了又退回。”

童增說，當年受到日軍殘害的中國人如果能站在自己的國土向日本政府和企業討回公道，他能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國家的強大，能夠向世界告知當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也能警示年輕人勿忘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