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們國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美國為重中之重，和周邊國家的關系要讓位于中美關系。而今后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將成為我們國家外交關系的重中之重，中美關系要服從于周邊關系。所以說，這種外交策略的變化不是簡單的變被動為主動，它是外交政策根本性質的改變。

另外我想強調的是，這次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推進外交工作改革創新，現在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創新”這個詞。要知道當初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來的改革，是在除外交之外的所有領域都要進行改革。所以我們把10月底這次外交政策的改革，稱作是外交領域開了一次遲到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中國經濟周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非常重視我國的周邊外交，您認為該如何研判中國周邊環境的整體局勢？目前中國和日本的這種關系是否會影響到中國周邊環境的安全？

閻學通：現在中日關系形成了一種對抗關系，而日本又是我們在鄰國中經濟規模最大的一個國家，所以很多人以此作判斷說中國周邊環境日益惡化，我認為這個說法并不準確。日本的確是我國周邊地區的最大經濟國，但是日本跟我們的關系僅僅會影響到我們跟東亞各國的關系。

我們現在和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南亞、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正在改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現在周邊環境的事實是菲律賓和日本與我們是對抗關系，而且這種對抗是比較嚴重的，在短期內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周邊環境的局勢從大的范圍上講，改善關系是主流，但從對抗程度上來講，日本和菲律賓的問題確實是日益嚴重了。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把中國國家領導人密集訪問東南亞形容為“集中發力東盟外交”。習近平主席更是在出訪印尼時提出要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您如何看待我們和東盟的關系？東盟會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嗎？

閻學通：我不同意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中之重這樣的說法。重中之重這種說法給人的感覺是，只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就把一切都解決了。我們現在的周邊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們和俄羅斯的雙邊關系，這使得我們在北部和西部有了一個安全的大后方，難道我們和俄羅斯的關系就不是重中之重了嗎？

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周邊西部、北部相對穩定，和東邊日本的關系在短期內不能改善的情況下，東南亞是我們現在周邊外交的一個主攻方向。

命運共同體的涵義遠比經濟共同體更加深刻，這個共同體意味著國家安全和國家經濟全面發展。我認為我們只要堅持習近平主席那次講話的方向，到明年年底，我們和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將會非常有成效。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中國是否還應該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

閻學通：我們從1982年開始執行的不結盟政策實際上是一個弱國執行的政策，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放棄不結盟政策，只會給我們自己制造更大的國際安全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