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三年，他受盡酷刑折磨，校尉同情，給他蚺蛇膽酒，他凜然一笑:“椒山自有膽，何蚺蛇膽為。”他在獄中墻上寫下《自題》聯：“鐵肩擔道義，辣手（后人常用‘妙手’）著文章。”1555年，年僅40歲的楊椒山從容赴死。

不得入庵，仍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我試著從東屋的角門向南穿行，里面也已改成住房。閑坐的老大爺成了我的向導，他指著角落一個八角攢頂的灰瓦房說：“我小的時候，這是個亭子，旁邊立著五六座題字的石碑，北邊大殿里供著一尊楊椒山的衣冠塑像。70年代，‘街道辦’在里面放電視，黑白的，進去看新聞播報，兩分錢一次。”

老大爺所說的大殿應該就是庵祠主體“景賢堂”，亭子便是“諫草亭”，乃當年楊椒山起草文章的書房，如今都住上了人家。我查閱了對松筠庵變遷有詳細記錄的筆記《藤陰雜記》，據說楊椒山死后12年，明穆宗繼位后為死難忠臣平反昭雪，楊椒山名列第一。而這座故居卻被遺忘，直到清乾隆年間官員視察城畿時，訪得此松筠庵原是楊椒山故居，于是籌集資金，整修擴建，改為“楊椒山祠”。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庵內主持僧心泉募捐擴建書房,請鐫刻名手張受之將《請誅賊臣疏》刻上石碑，嵌于墻內，后又造諫草亭、回廊庭院，從此寺祠合一。

瞻仰院落，當年楊椒山手植古槐已不見蹤影，徒留一棵參天楊樹讓后人緬懷。楊椒山死后340年，楊椒山祠又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發起“公車上書”時號召舉人的聚集場所，這難道不是文人學士擔當道義的延續嗎？

京報館：鐵肩妙手評時政

離開松筠庵，出了達智橋胡同，再過天橋，路牌所指東邊即西草廠街，京報館就藏身其中。

沿街東行到頭，右轉便是魏染胡同，兩旁椿樹蔭蔽，落下點點光斑，樹上的知了聲倒叫出了夏日午后的寂靜。倏然抬頭，眼前是一座每層面開6窗的雙層小樓。墻磚灰舊斑駁，樓層簡陋，然而在一片胡同的映襯下竟也顯得高大起來。朝西正門的匾額上刻著“京報館”三個大字，歷經90年風霜洗禮，仍清晰可見。

走進門樓，儼然置身一個大雜院里，樓上樓下、樓東邊的四合院全都住滿了人家。踏上一米寬的木樓梯，只能憑著這噠噠的腳步聲幻想當年編輯記者們繁忙工作的景象。

1918年，曾作為《申報》主筆的邵飄萍懷著“新聞救國”的理想，在北京創辦《京報》。最初設址南城珠巢街，他親自題寫“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于編輯室內。1920年，報館遷至此地。據記載《京報》出版時，樓下乃傳達室、營業部，樓上是編輯部、經理室等。當年邵飄萍把向陽的房間都讓給普通編輯，而他的書房兼辦公室則在樓下小四合院的西廂房。

這份報紙以“三多”（新聞多、評論多、副刊多）著稱，尤其側重報道和評論政治新聞。1919年發表《外交失敗第一幕》《速釋學生》等文章，披露北洋政府的賣國罪行；1923年以醒目大字標詳細報道“二七慘案”的發生和經過，吳佩孚欲殺邵飄萍而后快；1926年對“三一八慘案”進行全面跟蹤，刊載長篇報道《國民用戶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譴責政府公然屠殺愛國群眾。為此，馮玉祥贊道：“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然而，張作霖卻將他列入黑名單。4月24日，邵飄萍被誘捕于魏染胡同，26日英勇就義。

走出樓房，胡同對面坐著一位老奶奶，我問她京報館內什么時候有人住的。她說：“一直都住人。50年代我嫁過來，這樓里就有人住，現在邵飄萍還有個孫子住里面呢！”

當年邵飄萍被殘殺，報館被查封，但其夫人湯修慧卻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于1928年恢復出版《京報》。1931年，不惜以生命為價，報道了“九一八事變”。湯修慧一生都守著報館，直至1986年病逝于京報館內。想起楊椒山的夫人張氏同樣堪稱巾幗烈女，她曾上奏請求代夫受死，不成，于楊椒山被害當日，自縊殉夫，這便是著名戲曲《鳴鳳記》的原型。

這些看似平常的房屋散落在宣武門外的胡同里，昔日主人的痕跡已沒能留下多少，而那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豪言聲猶在耳，它不僅是新聞人的職業準繩，同樣是文人的社會擔當和道義的表征，且用你的學識、你的眼睛、你的腳步再去體會這些胡同的歷史與現狀，總有一種精神在延續。

實習編輯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