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律師的幫助下，官司從日本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鐵證面前，日本法院從最初不承認基本事實到承認受害事實，取得初步勝利；但讓人扼腕的是，日本法院一方面認定了當年的侵害事實，另一方面卻以“個人沒有權利起訴國家”為由，宣布原告敗訴，迄今未作任何道歉和經濟賠償。

老人們正在逝去，和羊城晚報記者核對完最后19位在世者名單的張雙兵，嘆了口氣：“給她們討回公道，已經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只希望還有人能活著看到那一天到來。”

侯冬娥

如果不知道“蓋山西”，張雙兵也許不會成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

1982年，張雙兵第一次聽聞“蓋山西”的悲慘身世，讓當時還不滿30歲的他難以釋懷。

“我調到盂縣的高莊村學校教書，別人告訴我，有個老婦叫侯冬娥，因為年輕時長得美，人稱‘蓋山西’，日占時期被擄掠被迫當了慰安婦后，過得好可憐。”

一向喜歡寫作、還在當地創辦了“烏河文學社”的張雙兵聽說后，便前往拜訪侯冬娥。

侯冬娥的家，窮得讓農家子弟張雙兵也瞠目結舌，“住著石窯洞，炕上鋪著很破很破的席片，兩個很小的鋪蓋卷，地上一個當凳子的木頭墩子、一個木頭柜子，其他什么都沒了。”

侯冬娥當年已經61歲，由于長年凄苦，面相顯老，但依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美。“不是說眼睛特別大、或者鼻子特別挺，但就是長得很協調，挺拔、苗條，皮膚很白。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侯冬娥一身收拾得干凈挺括，家里一塵不染。村子里很少能見到這樣的人家。”

原本有兒有女、有丈夫的一個好女人，如何被“慰安婦”三個字毀了一生？

張雙兵慢慢地聊著家常繞著彎子，最后才問起當年的經歷，侯冬娥認真聽完，苦笑了一下，“沒有用，說出來讓人笑話。”

不談。

一周后，張雙兵又去拜訪侯冬娥，半天過去，侯冬娥還是苦笑著說：“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說……”張雙兵理解老人的心意，后來，他依然常常去她家聊天，但慰安婦方面的話題，始終沒有觸及。

這樣足足過了10年。1992年6月，張雙兵在報紙上看到關于戰爭賠償的報道，“我立即去她家轉告，她卻不敢相信；過了20多天，我又拿著北京學者童增的來信，再次說明可以為她申冤雪恨，她還是不敢相信！”

張雙兵帶著妻子上門再跟她解釋，最后，侯冬娥相信了同為女人的張妻的話。沉默十年后，侯冬娥終于重啟記憶的閥門，痛哭整整一天之后，她開始詳細地講述自己的受害經歷——

作為一位共產黨員、村婦救會主任，侯冬娥如何被偽村長出賣；如何被三次擄掠到日軍據點炮樓充當慰安婦、并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兩個月大的女兒如何因為無人哺乳而夭折；逃生后如何遭到第一任丈夫的拋棄、親生兒子也被帶走；由于第二任丈夫早喪、已經10多歲大的養子如何又被對方家族帶走；為了活命，不得不再跟了因為生梅毒、連鼻子都爛掉了的第三任丈夫……

侯冬娥最終成為第一個站出來、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的中國女性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