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地方兩會已進入收官階段。與往年相比，今年各地兩會上有關職工的話題熱度不減。最低工資標準、收入倍增、工資協商、職業病防治、規范勞務派遣、落實帶薪休假以及維護農民工權益等成為代表委員們熱切討論的議題。

　　漲薪 ， 還是漲薪 … …

　　【關鍵詞】最低工資標準、收入倍增、工資集體協商

　　“我是來問最低工資標準的事情。”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問政人社局。“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我們廣州市已經報到省政府了，最低工資標準要由省政府來定。”

　　“你們報的方案是多少？” “我們按照市政府的意見報上去，這個要由省政府來定。”

　　“那我問一下提升空間是在百分之幾之間，這個總可以說吧？”“這個還是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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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發生在前不久廣州市兩會上的一幕。這番對話由此被當地媒體戲稱為兩會“最隱晦”語言。

　　韓志鵬委員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追問，源于最低工資標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謂低收入職工的“生命線”。提高“生命線”標準，成為不少代表委員的共同呼吁。

　　“物價不斷上漲，但工人、農民工的工資卻一直比較低，有的甚至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新當選的80后云南省人大代表曹云建議，云南省最低工資標準在2012年的基礎上上調10%～15%，提高工人、農民工待遇。農工黨四川省委則建議，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拉開低收入群體勞動收入與低保福利的差距，鼓勵適齡健康低保人員積極就業。

　　“收入倍增”同樣成為熱詞。北京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今年北京將落實國家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制定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著力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四川省政協委員熊方軍則提出《關于實現我省居民收入倍增的途徑和保障的建議》，提出建立健全工資增長訴求機制，政府應提高各行業的最低工資標準。

　　工資集體協商一向被認為是保障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一個“法寶”。上海市總工會提案建議，通過單獨立法對工資集體協商進行完整地規范，強化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剛性；細化工資集體協商的具體內容；規范工資集體協商的談判程序；完善工資集體協商的促成機制；嚴格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責任。民盟上海市委則提交一份集體提案，著力破解工資集體協商中“企業不愿談”、“工會不敢談”、“職工不會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