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人對于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庭幸福”，有了全新的思考與判斷。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家庭有哪些相似之處？這些家庭經歷了各自迥異的生活磨礪后，怎樣殊途同歸地實現了家庭的幸福？

2012年起，北京市啟動了“百家幸福家庭”評選活動。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北京按照“家庭和睦、身心健康、生育文明、安居樂業、樂于奉獻”的標準，共評選出100家市級幸福家庭、1000家區(縣)級幸福家庭、10000家街(鄉鎮)級幸福家庭。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對參與這次評選活動的多個典型家庭的調查采訪中發現，中國傳統婚姻家庭觀中的多個組成要素，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進退漂移。在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同時，中國人的家庭幸福觀念也在悄然轉變。

“門當戶對”觀念松動

“門當戶對”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選擇中非常根深蒂固的觀念。人們認為，男女雙方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情況相當，婚姻才會比較幸福和穩固。然而如今，這樣的觀念卻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了松動。

北京市房山區稻田村居民劉云蕾就是典型的例子。31歲的劉云蕾開了一家兒童服裝店，愛人閻喜暢創辦了一家種子公司，夫妻倆事業風生水起，感情融洽，是家人和鄰居眼中令人羨慕的幸福家庭。

可就在十年前，劉云蕾和閻喜暢戀愛初期，親戚們卻紛紛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能學你姐”。因為劉云蕾是北京市本地人，閻喜暢的老家卻在齊齊哈爾市農村。“找個外地的，還是農村的”，親戚們很不看好這段愛情的前途。

劉云蕾的媽媽張培菊有不同看法。她認為準女婿畢業于東北農業大學，本科生，與女兒同在事業單位工作，工作能力強，有事業心。老人認準了一條：“找對象關鍵看人，條件沒那么重要。”

2004年，劉云蕾和閻喜暢結婚時暫住娘家，一年多后夫妻倆貸款買了自己的房子。

地域差異確實帶來了生活習慣的不同。剛開始最讓劉家煩惱的是女婿的“大男子主義”，認為家務活都應當老婆干。回憶起那段時間，劉云蕾笑言：“我們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斗爭。”經過三年多磨合，閻喜暢慢慢改變了。“現在他啥活兒都干”，張培菊對女婿很滿意。

小家庭的和睦，離不開雙方老人的開明。平常小兩口吵架，張培菊總是先批評自己閨女。2009年，劉云蕾想把公婆接到北京生活，張培菊二話沒說借給小兩口8萬元做首付，而當時她自己還住在小平房里。

閻喜暢也頗讓劉家感動。劉云蕾說：“他對我父母特別尊敬。父親節母親節他都會給我父母買禮物，比我這個女兒做得還要好。”2004年小兩口結婚后，張培菊生了一場病，為了照顧母親，劉云蕾辭職找了個離家近的工作。為和妻子一起照顧岳母，閻喜暢也辭掉了原單位“有編制”的工作，跳槽到一家種子公司。

一年多后，由于業績突出，閻喜暢被升為銷售經理。去年，他又和同學創辦了自己的種子公司，第一年就實現盈利。現在，劉云蕾和閻喜暢成了家族中的榜樣，弟弟妹妹們被重新教育：“以后就找你姐夫這樣的！”

“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團團圓圓就是幸福，不要計較那么多。”張培菊說。

“我的幸福比開奔馳寶馬的

不差什么”

房子、車子、票子，這些是不是家庭幸福的最重要條件？國內外的多項社會調查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家住北京昌平區百善鎮泥洼村的朱美榮也不這么想。

朱美榮的家是個重組家庭。1994年2月，她帶著12歲的兒子張建，嫁給了此前一直單身的李正良。在外人看來，36歲的李正良只是從河北省懷來縣走出來的農民工，個子不高，其貌不揚。可是，朱美榮的幸福生活卻從此開始了。

李正良對這娘倆的好，體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有什么好吃的，他都說，等張建回來吃吧。平常家務活兒，他都搶著干。平常我洗個碗，他都要試試水涼不涼。他非常節儉，舍不得給自己買好衣服，抽煙也只挑最便宜的。”朱美榮說。

按照計生政策，初婚的李正良完全可以再要一個自己的孩子。可是1994年兩人結婚時，家里經濟條件差，朱美榮怕萬一再生個兒子負擔不起，兩人就商量著沒有再要孩子。后來，夫妻倆一起努力，攢錢蓋了新房子，買了電視機、電冰箱，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這讓朱美榮覺得心里踏實。

有錢的生活，朱美榮不是沒有經歷過。她和前夫從小青梅竹馬，前夫辦廠子賺到了錢，可是感情卻出軌了。朱美榮知道后，帶著兒子“凈身出戶”。當朱美榮家的小日子越過越滋潤，前夫卻患腦血栓癱瘓了，后妻棄他而去。朱美榮得知后，大度地開解兒子張建：“他是你爸爸，你得孝敬他。”

最近，張建的孩子就要誕生了，一家人滿懷希望地等待新生命的到來。朱美榮坐在自家炕頭上，燦爛的陽光灑在她的身上。她揚起笑臉說：“幸福就是知足。我覺得我的幸福比那些開奔馳寶馬的不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