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約有三分之一的遺體捐獻者是他經(jīng)手的。他覺得，捐獻者就在天上看著自己，

總有一天自己會像他們一樣，躺在解剖刀下，“什么也不留下”——

下崗工人傳遞生命最后的禮物

在過去10年里，下崗工人老趙平均每個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他隨身總是裝著一朵白花，以備送別之用。

67歲的趙永華已將116人的遺體抬上汽車，送進了天津醫(yī)科大學的解剖樓里。他確切地知道，總有一天，自己也將躺著進入那幢灰色建筑物，成為學生們解剖刀下的對象。人們會在胸前戴上一模一樣的白花來送他。

屆時，老趙的雙眼里那層透明的角膜首先會被取下，拯救兩位失明者。他扒開自己的眼角，比劃著說，“一個人，給倆人”。

截至2012年清明節(jié)，天津有據(jù)可查的遺體捐獻者已有355人，將近三分之一是趙永華經(jīng)手的。

他記得很清楚，2002年3月31日那天，他和妻子孫秀蘭辦完無償捐獻遺體的法律手續(xù)，就在自家門口釘了一個牌子，“天津市遺體捐獻志愿者小組”，家庭電話成了“捐獻熱線”。

起初，趙永華有點不樂意走進陰暗的解剖樓。“放死人的地方——（要是）放元寶的地方咱可以開開眼！”現(xiàn)在，半夜他也毫不怯場。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區(qū)一家殯儀館的太平間里度過的。那個夜晚的氣氛，讓他想起了《聊齋志異》里“畫皮”之類的鬼故事。當時，4個活人守著11個死人。殯儀館的看門人喝起了酒，窗外煙花爆竹好不熱鬧。

下崗前的天津市機械鏈條廠經(jīng)營科科長趙永華長期不知道什么是“遺體捐獻”。還是1998年，孫秀蘭從報上學到的字眼。她對丈夫說：“捐了遺體，多省事兒啊！給孩子們省了大事兒了。”

趙永華感到奇怪：“婦科檢查你都不樂意去，你怎么遺體捐獻反而帶了頭了？”

一對兒女則激烈反對——“你們死了不管了，大爺舅舅們說我們把爸爸媽媽捐獻了，大卸八塊了，那么不孝順”。

4年以后，子女才答應在他們的遺體捐獻申請表上簽字。

他們沒法不同意——父母已經(jīng)干了不少“傻”事。

趙永華夫婦從1993年成為志愿者。那一年，48歲的趙永華下崗回家。不久之后，孫秀蘭廠內(nèi)退休，月收入420元，養(yǎng)活一家6口。

但他們拒絕申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趙永華寧可每天出門去撿飲料瓶賣錢。為了省錢，夫妻二人相互理發(fā)。

“我們是工人，能拉下臉來。”趙永華說。

在這種窘境下，他們還將自家電話設(shè)為“家庭扶老幫辦熱線”，盡量幫助弱勢老人。

撥通這條熱線的，“什么人都有”。最早本社區(qū)較多，如今連山西、內(nèi)蒙、河北等外地也有。外地有位老干部，退休后門可羅雀，感到孤獨，時常打來電話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