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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快速變化，人們壓力感、焦慮感增大

快速變革面前，一些人覺得，即使個人不斷努力，也無法實現既定目標，神經總是繃得緊緊的

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快速變革，利益結構劇烈調整。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規范和制度卻沒有同步完善，很多人覺得沒有完全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唯恐“一步落下，十步難追”，這是“三躁”產生的重要原因。

一味逐利帶來急躁，強求結果加重浮躁，只顧私利導致暴躁。武漢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羅教講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發奮圖強，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迅速走上了致富路；然而，在逐利本能的驅動下，也有一些“膽子大”的人，利用某些制度空白，同樣獲得成功，并成為眾人羨慕的“成功人士”，引起全社會的躁動和仿效。

一些官員把在任期能夠干出一番事業、創造一番業績作為從政為官的追求，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患上了“政績急躁癥”。他們頻頻提出“決戰××天”或者“大干××天”的口號，甚至采取各種獎罰措施來對工程建設的進度加以刺激，宣稱“誰影響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對顯而易見的質量問題和安全問題視而不見，對百姓疾苦和群眾訴求漠不關心。

你快，我更快！你急，我更急！有專家認為，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跑得太快了。但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我們還是沒有改掉盲目求大、求洋、求快的路數。過去的平衡打破了，新的平衡還沒建立，出現了明顯的“高速發展綜合征”，這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心理等造成很大影響：

經濟容易失調。改革開放之初，“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成為全民心聲。“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中國人登上了追趕時代腳步的快車。發展快，不是問題；因快導致失衡，才是問題。資源緊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人們在享受發展成果的同時，也承擔著發展失衡的代價。

社會容易失序。這些年，我國社會建設與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落后于經濟發展。教育、醫療、住房方面的問題加重了一些人的生活負擔。由于社會保障尚不完善，體制機制尚待理順，一旦失去了原先的保障網，新的保障網又未及時建立，人們就會感到無所適從。長此以往，就可能放大社會張力，激化社會矛盾。

心理容易失衡。經濟社會快速變革，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角色重新洗牌，有些人一時難以找到準確定位。隨著國內外發展環境更復雜，競爭更激烈，加劇了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面對急速的變革，一些人的神經總是繃得緊緊的，一旦發現與身邊的人差距拉大，就心生怨憤，甚至產生仇富、仇官等極端情緒。

出現階層固化現象，“求上流”的渠道越來越窄。在農村，失地人口增加；在城市，因戶口不同造成的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卻普遍存在，二、三代農民工找不到歸宿。房價高、物價漲、就業拼爹、辦事靠關系……如果通過自我不斷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目標，怎能不讓人著急焦慮？

“從上學開始，壓力就如影相隨。”在北京一家證券公司工作的周志強說，在高中拼命學習，為了考上一所滿意的大學；上了大學忙著考證，為了將來找一份好工作；上班后，又急著攢錢買房；買了房，生活的壓力更大；將來，還要結婚、生子，為孩子上學賺錢、為自己養老攢錢……“什么時候才能夠慢下腳步？等我退休以后都難說！”

從國企“老大哥”到下崗工人，從街頭游商到門店老板……十幾年來，一系列生活變故讓42歲的劉曉軍疲于應付。2008年，他離開生活了30多年的山東，舉家來到北京，在某建材市場開了一家油漆專賣店。幾年來，雖然收入比在老家時多了，但大城市的開支也大。由于是外地人，11歲的兒子上學一直沒著落。去年秋天，岳父又因病住院手術，家里的日子更艱難。劉曉軍的脾氣越來越壞。

快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實現“共同富裕”，不是一個輕松的過程。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就超過了0.4的警戒線，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拉大。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總覺得錢包鼓得慢，中等收入群體月收入過萬元仍覺得不夠花，幸福指數普遍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