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該由誰來保護?

維護一個社會的道德秩序,僅靠良知是不夠的,還需要硬性的約束。正如中央黨校教授卓澤淵所說,“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

一種保護來自于法律。法律自然不能與道德混為一談,但是法律的制定和執(zhí)行,對道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記者回訪天津“許云鶴案”當事人發(fā)現,目前此案還不能定性為“助人為樂反遭誣陷”,二審仍未結束,“撞還是沒撞”的基本事實尚未澄清。可以談論的,卻是天津市紅橋區(qū)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書。

其中有這樣一句推論:“被告在并道后發(fā)現原告時距離原告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離內作為行人的原告突然發(fā)現被告車輛向其駛去必然會發(fā)生驚慌錯亂,其倒地定然會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

這份判決書因此被輿論質疑為“和稀泥”式的裁判:推論已經隱含了“沒撞”的判斷,卻宣判沒撞人的人賠錢,無怪乎雙方不服。

2011年,“許云鶴案”以及四年前發(fā)生的南京“彭宇案”,都被人們反復提及,甚至認為這些判例制造了“好心不得好報”的恐慌,成為如今不少人“向善不敢善”的心理源頭。且不論具體是非,可以確定的是,某些司法環(huán)節(jié)把握不當挫傷了公眾的道德情感。

而對于一些誠信特別是市場誠信等嚴重缺失的狀況,上海大學教授顧駿認為,不能繼續(xù)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而必須上升到法律層面。“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可以隨便欺騙人、坑害別人,而不用承擔法律責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就會陷入惡性循環(huán)。”

不能用法律強制道德,但法律的主旨是懲惡揚善,懲治了惡,也就張揚了善。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就無異于鼓勵了非道德。如何從法律、制度著眼,增加不道德行為的成本,讓“想惡者不敢惡”,已成當務之急。

另一種保護來自于政府部門的有效引導。

道德模范始終是我們這個社會受到尊崇的群體,他們堅守著道德建設的“高地”。但同時,記者也看到,一些見義勇為者的境遇令人痛心。他們的身體留下了難以復原的創(chuàng)傷,家庭付出了巨大代價;而受到復雜的社會因素影響,周圍的人群又對他們敬而遠之。備受贊揚的英雄成了“道德孤島”。

中央黨校教授李曉兵認為,與此相關的是,各級領導干部理應成為道德表率。如果一個單位被視為“道德模范”的不僅是某些普通員工,而是領導干部,對一定范圍良好風氣的帶動無疑將更加“給力”。

媒體也對道德建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何弘揚社會正氣、推動道德重建,主流媒體尤其需要有更多擔當。同時應當防止偏離道德底線、炒作負面新聞的現象。

對道德的關注和討論,是一個民族的道德自覺,也是文化自覺。事實上,關于道德的討論幾乎伴隨了市場經濟誕生、發(fā)育的全過程。這本身就表明,道德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份文件、一次會議、一個活動就能解決的。一個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形成,往往需要數十年、上百年的過程,需要幾代人的傳承發(fā)揚。

中國倫理學會名譽會長陳瑛認為,面對社會道德在轉型時期的波折,歷史上諸多有識之士沒有焦灼、沖動,更不只是嘆息、悲觀,而是清醒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和方法。這理應是我們當下的選擇。

來源：新華網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