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責任”意識增強 提升“公共決策”期待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慈善、環保、食品安全等公共事務的關注度大幅提高。這既是“公共責任”意識的增強，也是推動社會不斷發展的“助推器”。

專家分析認為，轉型期的社會中，群眾權利意識增強，也變得更“敏感”，會用比過去更高的標準去衡量干部和政府。而表達渠道增多，輿論場域變化，也容易讓某些訴求迅速“發酵”。這些資源用好了，公共治理工作的正面效應會倍增；而處理不好，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小視。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岳經綸表示：“‘公共焦慮’的特點，是責任主體的多元化，相關事務不僅依賴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的決策與管理、服務，也要求每個參與其間的公眾個人發揮作用。”

“天氣一變差，有關部門就被指責得一塌糊涂，說報的指標是騙人的。”北京一位環保部門工作人員無奈地說，“城市的污染排放這么大，為何不想想，我們每輛車、每個人也可能是污染的‘貢獻者’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國公共事件信息“供給”不足，而百姓的“訴求”卻在與日俱增。這使得當前的公共治理工作，有一個“開放的邊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找與群眾交流溝通的共同語言，這些，是深刻變化的時代對公共治理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

部分領域公共決策的不廣泛，成為“公共焦慮”的主要原因。曾業松說：“公共決策的核心在于公共參與，不能讓公眾在決策過程中有‘被代表’的感覺。決策的參與面小，就會導致公眾對決策結果不買賬、不認可。”

公共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也容易引發“公共焦慮”。回顧今年一些熱點事件，可以看到一些政府部門和相關公共機構，決策程序仍是“信息單項發布”，對公眾的疑慮和意見缺乏反饋機制。“在以乳業標準為代表的一些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制定過程中，就反復有聲音認為公眾參與是‘走過場’。”郭巍青說。

公共決策的不盡科學，直接刺激了焦慮的發生。曾業松認為，微博、新媒體的飛速發展，讓公眾有了更多更主動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但有些機構、官員仍習慣于“捂”“瞞”的應對策略，導致公共決策機制陷入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