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知青在博物館里拍照留念。

與“明星知青”那些充滿豪情壯志、磨難與收獲并存的記憶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記憶來自另外一個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館群落的“知青生活館”，這種記憶被隱藏在一些細碎的物件里：知青情況審批表、光榮證、打滿了補丁的衣服、勞動時使用過的工具……而它們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顯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們。

作為博物館的館長，樊建川希望盡量記下知青們“不同角度的人生況味”，無論它們“是彩色還是黑白”。

“對于全國1776萬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雜陳的記憶。”這位曾經當過知青的地產商人說。

事實上，在參觀完這座剛剛布展完畢的博物館之后，很多人的確覺得，對于那些希望回顧這段歷史的人們，這些來自普通人的記憶，仿佛從另一個角度“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

結束知青生活之后，他們生命的路徑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這座面積不大的博物館里，滿滿一面墻的“非正常死亡知青” 照片是特別受到關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輕面龐掛在綠色的墻面上，很多人在這里“第一次直觀體味到知青運動中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們常常能聽到有知青經歷的名人講述自己夾雜著辛苦、浪漫、甚至荒誕的經歷：一位商人為自己沒上過高中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傷地回憶說，當年如果有人幫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給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則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卻把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館最重要的位置上。“對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還是普通人的命運。”他說，“我們用民間視角關注普通人，每一個知青的命運是平等的。”

這樣的“民間視角”，花費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當他以個人名義征地500畝，投資2億多元，在成都郊區的安仁古鎮建設建川博物館群落時，建造“知青博物館”的想法就已經冒出了苗頭。不過，等他把這一設想變成現實，已經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內容非常豐富，但評價也非常復雜，有人說自己青春無悔，有人說自己青春蹉跎，” 樊建川回憶說，“我當時不知道怎么來把握這個主題。”

最終，他只能避開這些延續至今的爭論，轉而選擇了一個更為寬泛的主題：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暫的開放活動中，走進知青生活館里的參觀者們，大多驚異于里面鮮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圍內，整個場館的墻壁、展臺都被涂成了生機勃勃的草綠色。在這座“綠匣子”里，那些已經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這里，河南知青劉建生發現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錢善鴻甚至覺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種方式復活了。這位如今已經退休的老人在展臺上看到了一塊白色的手絹，上面是用鮮血寫成的下鄉申請：“學英雄，見行動，徹底埋葬帝修反，紅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獻于她。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時刻聽從黨召喚。”

“我當年也寫過這樣的血書。”老人說著，在展廳里當場背誦了起來。

前來參觀的知青們在這里找到了共鳴。他們大多懷抱著同樣的熱忱奔赴農村，之后農村生活的艱苦也基本大同小異：繁重的體力勞動，簡陋的生活條件，樊建川自己甚至還兩次餓昏過去。

可在結束知青生活之后，他們生命的路徑卻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會巨變中找到了成功的機遇，著名導演張藝謀、曾被評為中國“首富”的劉永好，成了他們中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卻并沒有同樣的機遇。知青們自嘲“公社化的時候下鄉，城鎮化的時候下崗”，還有人一直留在下鄉的地方，直到現在也沒有機會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沒有等到政策結束，就死在了遠離家鄉的地方。根據國家知青辦的統計數據，從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邊境戰爭。

這讓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鄉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鍛煉，既有墮落，也有苦難。我們1776萬知青走出了1776萬條路，像萬花筒一樣豐富，五味雜陳。”

在博物館中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設計了一個巨大的裝置。他把老知青捐來的幾千把鐮刀、鋤頭、犁耙密密麻麻地擺在那里，又在中間撒了很多印著毛主席語錄的破碎的鏡子。

這是他在整個博物館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說明知青那種心碎的感覺。”樊建川說，“我們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遠不能破鏡重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