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北京市曾對8家三級醫院進行調查，共核算醫療項目18257項，其中盈利的為43%，虧損的為57%。從總體收益看，8家醫院都呈現較嚴重的虧損狀態，盈利的醫療項目收益不能彌補虧損的醫療項目帶來的損失。其中，護理費、治療費、門診掛號診療費、住院診療費全部虧損，手術費盈虧不一，有些手術盈利很高，但多數手術虧損。盈利的項目主要是化驗費、檢查費。在虧損項目中，有4919項是政策性虧損，即醫院無法通過加強管理提高效率而扭虧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補償，這部分項目占到了總醫療項目的27%。

為了扭轉這一現象，北京市衛生部門今年制定了新型財政補償政策。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償分成三部分：經常性補償、鼓勵性補償和專項補償。其中，經常性補償包括對虧損且無保本點的項目進行補貼，對離退休人員全額保障；鼓勵性補償是對成本管理控制好的醫院進行獎勵；專項補償是對設備更新和重點學科予以支持。

2.公立醫院幾乎都在給科室下達創收指標，按收支結余分配獎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創收任務，就會被扣罰獎金。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醫生必然會靠誘導消費增加收入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所長代濤認為，很多公立醫院背離了公益性質，過度追求經濟利益，原因就在于績效考核機制導向錯誤。目前，公立醫院幾乎都在給科室下達創收指標，按收支結余分配獎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創收任務，就會被扣罰獎金。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醫生必然靠誘導消費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醫院一位醫生說，院長考核科主任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經濟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熱衷于引進新技術，增加服務項目，以獲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進液氮冷凍機，用于術后病人的肋間神經冷凍，以達到暫時止痛目的，價格是每次2000多元，屬于自費項目。其實，這項技術完全沒有必要。對于外科醫生來說，只要改進一下縫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間神經關胸術，即可避免神經損傷和疼痛。這樣的縫合方法雖然有利于病人，但無法給科室創收，因此很難普及推廣。

如今，很多醫院都熱衷于引進賺錢的項目，制造了很多“無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醫院腫瘤科引進了一項“基因檢測技術”，醫生極力推薦術后病人把病理組織交給一家公司進行檢測，以便更準確地選擇化療藥物。事實上，這項技術還很不成熟，療效尚缺乏驗證。但是，科室為了增加收入，總是誘導患者自費檢測，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主任胡大一說，心臟支架有兩種，一種是兩三千元的金屬裸支架，一種是上萬元的藥物支架。這兩種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癥應該選擇不同的支架。但我國幾乎全部使用藥物支架。這主要是因為便宜的支架利潤空間小，貴的支架利潤空間大。賣貴的支架，從醫院到科室到個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各種利益鏈的存在，最終傷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眾健康。

3.醫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醫生盲目追求高新技術，是過度醫療產生的一大“溫床”。“技術至上”主義的盛行，導致醫學越來越昂貴

醫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醫生盲目追求高新技術，是過度醫療產生的一大“溫床”。近年來，隨著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檢查儀器的普及，廉價的X光、黑白B超等設備在大醫院幾乎絕跡。例如，一名懷疑骨折的患者，本來只需要花幾十元拍張X光片，如今卻不得不花幾百元拍CT片。雖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臨床診斷上并沒有更大的實際價值。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狀動脈成像本來只適用于胸痛病人的檢查，但現在被普遍運用到高端體檢中。心臟植入式自動除顫器本來適應癥是針對已發生過心臟驟停的病人，但現在已廣泛用于預防中，成為惡性心律失常的治療手段。研究顯示，該技術對九成心律失常者沒有效果。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一項統計資料表明，20年前，胃癌診斷通過纖維胃鏡、常規活檢病理診斷等只需440元，而現在基礎診斷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診斷技術，所需的花費則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療從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現在的15050元。然而，費用的上升并沒有帶來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顯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卻是41.1%。

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指出，醫學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一些醫生認為，有了新技術你不用，就代表你技術不行。這種“技術至上”主義的盛行，導致醫學越來越昂貴。

韓啟德認為，技術的發展要以社會和個人經濟承受能力為衡量指標。價格低、效果好的適宜醫學技術，不應該在新的治療手段出現后被拋棄，一味追求新的、昂貴的技術，而丟掉了最簡單有效的手段，違背了醫學價值。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說，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許多高成本的醫療技術被引進我國，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經濟的技術替代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路線，是當今發達國家面臨醫療成本壓力的重要原因。對于我國來說，必須堅持適宜技術、適宜藥品的道路。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