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鄱陽縣財政局黨組成員徐曉明介紹，財政賬戶資金的劃撥管理流程是凡是動用資金就必須經由“九道關”：用款單位提出申請、業務股室出具意見、預算科室核定指標、分管領導審核簽字、局長簽字批準，然后由業務股室開具支票、加蓋公章和經手責任人私章，支票最終送達銀行才能進行資金劃撥。

顯然，“九道關”并沒有起到防內賊的效果。李華波只需要利用職務之便可以省去前六個環節，然后加蓋假公章，并拿出按照財政局規定早已存放在他那兒的經手責任人私章，就可以按照正常流程拿到支票，到銀行轉賬取錢。

一個“職務之便”，一個假公章，“嚴防死守”就已蕩然無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從2006年起，李華波等人就曾多次套取專項資金，多年來，巨額款項被挪用直至失蹤竟無人發現。事后追查，在鄱陽縣財政專戶和鄱陽縣農村信用社的轉賬支票上，金額大小寫不一致、收款人信息錯誤、日期不符等問題漏洞百出。

雖然鄱陽縣農村信用社的領導班子已經被“一鍋端”地免職，可是，責任歸屬問題仍然不明朗。

鄱陽縣財政局黨組成員徐曉明曾表示，“財政局是受害者，沒什么責任。”因為“李華波私刻公章屬于個人行為，而銀行又未盡到鑒別印鑒的義務。”所以，鄱陽縣財政局提出向鄱陽縣農村信用社索賠。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了江西省某商業銀行一位業內人士，他認為，農村信用社點多面廣，管理人員待遇差、素質低是造成“大漏洞”的現實原因。

某銀行南昌市一位支行行長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鄱陽縣農村信用社“有章不行”，不按照《關于財政資金的管理辦法》和國庫集中支付系統規定作業是釀成大錯的根本原因。另外，“即使制度是健全的，制度以外，人員內外勾結，監守自盜也是防不勝防。銀行轉賬憑證就是兩個，一是票據，二是公章，案件嫌疑犯又是財政局內部人員，這怎么去堵？”

眾矢之的的鄱陽縣農村信用社則對本刊表示，“我們有責任，財政也有責任”，因為“是財政局的股長卷款潛逃，不是我們信用聯社”。

到底誰該為此負責呢？《中國經濟周刊》致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他表示：“因為我們還沒有具體調研過，所以不能發言。但可以肯定是，執行環節和監管環節肯定有問題。”他強調：“要按程序辦事，程序要嚴密，執行要到位。”

賈康認為，“我國相關的法律和制度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這件事情是因為很多環節的疏漏和管理不當的問題綜合在一起造成的，僅說某一點是不足以解釋的。”

記者還咨詢了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王碧青，他認為“關鍵在于錢是怎么拿走的”。

根據公開報道，王碧青律師認為主要責任在于農村信用社一方，甚至它應該負全責。“因為農村信用社內部人員是在知道是假印章和專款流向個人的情況下協助套取的，這是農村信用社明顯的監管疏漏，責任不可推卸。”

至于財政局股長利用職權、私刻假公章的情況，王碧青律師認為，財政局雖然是行政機關，但是從存款關系的角度上來說就是一個普通儲戶，它是民事主體，和任何個人儲戶的地位是一樣的，就是存款人。信用社就是銀行，雙方關系通過生活常識也可以判斷，銀行必須為款項流失負責，不能因為存款人的內部問題推卸銀行的責任。

“現在已經不是信用社能不能免責的問題，而是承擔多少責任的問題。”王碧青律師說道，“這個案件涉及到《商業銀行法》的很多內容，其中的金融規則和行政規則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就違背了金融法規的基本原理。”

北京大學金融法副教授洪艷蓉則認為，在案情審理情況沒有完全公開之前，誰該負責還是一筆糊涂賬。

“財政部門作為國家公務員系統，其賬戶法人的開戶和大額款項的流動都是有嚴格要求的，而且定期都要進行財務清理，尤其是銀行貸款、國家存款等，走的賬戶和程序都是特定的，印章、核對賬號、一致性審查等環節都是有作用的，不能因為個人的問題就成為‘受害者’，財政部門肯定是有責任的。”洪艷蓉認為，“巨額款項被長期非法挪動，而主管部門和負責人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農村信用社除了管理程序之外，還有監察環節和報告制度，就算人員出了問題，外部監控也是應該能發現的。”洪艷蓉認為，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信用社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缺乏聯網監控，可謂遺憾。

鄱陽官方表態：銀行須無條件全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