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成為世界公認完成多哈談判的“機會窗口”。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帕斯卡 拉米在達沃斯“重啟世界貿易”研討會上說，2011年多哈回合談判會進入“砍價”階段，世界各國將無法避免利益取舍。

在如此背景下，各國決策層都需早做準備，在權限范圍內減緩國內壓力，決斷利益取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達沃斯論壇期間也討論合作，加強推動多哈回合談判的決心。

“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而是由于它是世界上第二大且增長最為迅猛的進口國”。拉米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說，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對世界的政治影響也越發明顯。

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各個領域都變得越發獨立和活躍。

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仍在，歐盟和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忙于應付國內事務，而對全球化新進程淡化處理。對于中國來說，如何在重塑全球化上取得廣泛共識，需要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和觀點。

貿易為何不平衡

《財經國家周刊》：2010年，貿易不平衡問題始終一個熱點話題。你曾在不同場合表示，造成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是當前不合理的統計標準。應當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您如何看待全球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幣值在這方面的影響？

拉米：當前，統計貿易數據的方式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國際貿易的現狀。30年前，當一個國家出口一件物品時，它確實是100%在這個國家制造的。但是今天，由于有著全球化的生產和供應鏈，一件最終制成品實際上是在許多不同的國家生產出來的。因此，中國出口的很多制成品，實際上是中國從許多國家進口的零部件組裝之后的成品。

最近，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剖析了這一問題。

這份報告以iPhone作為例子。報告說，中國在一件iPhone產品上所附加的價值，完全來自于最終的組裝，而這部分價值大約只有6.5美元，較之該產品179美元的批發出售價格實在是少得可憐。然而，當這樣一部標價179美元的iPhone手機被出口到美國時，全部179美元的價格卻都被計算到中國的出口貿易額之上了。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對這一產品所賦予的價值就完全被忘卻和忽視了。

那些進口產品的國家，很多本身也從這一進口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受益，因為進口產品中的很多部分是在這些國家生產的。然而，由于統計中只關注最終出口時的價格和最終出口國的身份，那些進口國從中獲得的利益就被低估了。

因此，雙邊貿易的統計數據有時并不能正確地反映出貿易產品的源頭。依賴于既有的貿易統計方法的可能結果是，我們得到的關于國與國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圖景本身就是扭曲的。我們應當關注的，并不是雙邊貿易中總出口價值和總進口價值的數字，而應當是在這些貿易中究竟有多少的附加價值附著其上。當然，中國總體貿易順差和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事實并不會因此而改變，但這更多的是一個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貿易問題。

改變支離破碎的監管體系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機是由于過時的國際經濟治理體制造成的。因此，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就顯得至關重要。對此你有哪些建議？

拉米：我認為，這場危機的主要源頭是缺乏適當的金融監管。相較于貿易方面、動物衛生免疫乃至植物病害等方面的監管體系，金融監管還很不到位，已有的規則也是支離破碎的，不成體系。

監管應當由3個主要的部分組成，所有愿意參與這一監管的國家必須擁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手段和共同的組織。二十國集團（G20）在推進這3個方面的進步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隨著人們對危機根源討論的深入，人們對監管所應達到的目標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監管手段方面，人們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創立，使其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類似于世界貿易組織的“世界金融組織”。G20還推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一些改革，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些組織中擁有更多的代表權。

盡管有了以上的這些成就，但還有很多任務需要完成。在法國擔任G20主席國的任期內，在金融監管、宏觀經濟不平衡治理和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都有機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了，在這場打擊了全球經濟的致命危機之中，貿易卻沒有被摧垮。從數字上看，2009年的貿易收縮了12%，但這主要是因為國內需求和投資的銳減。隨著生產的復蘇，貿易也復蘇了。貿易體系之所以能夠在消極的經濟狀況下頂住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擁有一套運行了超過60年的框架體系，使其足以抵擋這樣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