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工資與CPI掛鉤不能從根本上緩解通脹壓力

就我國而言，工資不宜與CPI直接掛鉤，完全跟著CPI的變化而變化，蘇海南分析，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它不能從根本上緩解通貨膨脹壓力。通脹是由包括成本在內的各種宏觀經濟因素推動的，名義貨幣工資的上漲并不能改變宏觀基本面因素，也不能決定實際工資的水平高低。居民將貨幣工資用于購買基本生活資料，以應對生活消費資料價格上漲；而生產者則會將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通過更高的價格轉嫁給最終消費者，進而推動生活消費資料價格的繼續上漲。國外一些實踐說明，工資與CPI直接掛鉤，會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工資雖然提高了，但物價漲得更快。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工資較低勞動者的生活會受到更大影響。

其次，它容易在分配領域中引發新的問題。例如，CPI上漲幅度為6%，如果將工資與物價直接掛鉤，讓全體社會成員的收入都在現有的基礎上增長6%，那么，不同收入群體會因為工資基數不同而獲得不同的工資絕對額增長。由于不同地區、行業、群體間的工資收入不一樣，不同人群受到物價變動影響的程度也不一樣，如果簡單地按照物價上漲比率提升工資，會形成新的收入分配問題，形成新的不公平。

再次，它不利于工資功能的全面發揮，會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勞動惰性。工資分配制度具有激勵和保障功能。如果不將工資的提高建立在社會財富的增長、企業效益的增加、個人能力的提升、個人貢獻度的提高等基礎上，只建立在物價上漲的基礎上，只注重工資的保障功能，不注重工資的激勵功能，會影響工資制度本身調節勞動者積極性作用的發揮。

建議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

可從四方面入手緩解收入水平下降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工資調整需要考慮物價因素，但兩者不能直接掛鉤，對抗通貨膨脹不能簡單加工資”。

蘇海南認為，工資是個人對社會貢獻度的貨幣化反映，提高工資水平應以GDP增長、勞動生產率增長等為充分必要條件，同時考慮物價上漲因素。需要明確的是，物價上漲只是一個參考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此外，工資問題遠遠不是單一的一個物價問題，它還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關系與格局等問題，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工資與物價直接掛鉤就可以解決問題了，而應該從更加宏觀的層面看待工資變動問題。

在蘇海南看來，就物價上漲因素而言，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緩解人們收入水平下降問題：

第一，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是指凡工薪勞動者在正常勞動時間內履行了勞動義務之后，用人單位(或個人)必須支付的最低限度勞動報酬。當前我國價格漲幅最大的是食品價格，最主要的影響群體是低收入群體、低工薪群體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能夠直接促進提高工資水平與最低工資標準接近人員的工資，針對性更強。目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仍然偏低，還有上調空間。

第二，形成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是指職工工資隨企業經濟效益提高及其他有關因素的變化而相應協調、合理、持續增長的制度化運行方式。其中，既包括職工工資總額、平均工資的合理增長，還包括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職工工資實際購買力的提高。工資正常增長的依據主要是經濟效益提高、社會平均工資變動等因素，同時考慮物價因素。只有形成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才能更好更合理地讓廣大勞動者共享企業經濟效益提高、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

第三，對于特困家庭，可以進行直接物價補貼、社保補貼等。特困家庭也是對物價變動較為敏感的群體，政府通過直接物價補貼或社保補貼等形式，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他們應對物價上漲帶來的生活壓力。

第四，控制物價上漲，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這是緩解物價問題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針對我國物價上漲的現狀，國務院采取了緊縮貨幣政策和調控物價等多種調控手段，為物價降溫，從而應對CPI增長對宏觀經濟以及群眾生活的影響。

來源：南方日報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