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回歸祖國即將迎來15周年慶。15年來，背靠祖國的香港持續繁榮，國家認同日益增長。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觀察香港，而香港最重要的資產又是什么？本報記者赴港采訪，近距離觀察香港的變與不變，觀察香港如何成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觀察香港人引以為榮的法治如何影響這座城市，觀察香港如何穩步推進民主進程，觀察香港特區政府如何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政府機構之一，也觀察香港人對于未來的展望，觀察他們如何捍衛香港這座城市的核心價值，并尋求更美好的生活。

我們力圖細致地呈現香港的經濟與社會、官員與百姓，并從中找到民主、法治、廉潔、自由等價值。這些價值，匯入“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政治創舉，從而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提供強有力的資源。

我們相信，從“東方之珠”的故事里所能閱讀到的文明屬性，從這個城市15年來巨細變遷中體現出的恒定價值，不僅屬于香港，更屬于中國。

“好吧，我們錯了。”國際權威財經雜志《財富》開門見山地寫道。

時間回到1995年6月26日。那一天，當期美國《財富》雜志出版，封面報道的題目是“香港之死”。黑色粗體的“DEATH”赫然印在雜志封面，作者路易斯·克拉爾用“玩完了”概括這座城市的未來。

2007年，同一本雜志，另一位特約撰稿人謝里丹·普拉索寫下了題為“噢！香港根本沒有死”的評論文章。她并不同意《財富》此前的預測，新的預測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將會持續繁榮”。

如今，香港回歸將滿15年。

在香港特區政府新總部大樓里，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他用“充滿希望、充滿驕傲”評價香港的發展。

2012年，香港連續第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2012年，香港連續第二年以滿分榮登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榜首。

2012年，香港在世界銀行對183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排名中位居次席。

不久前剛剛當選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也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信心：“回歸的15年，不僅是法理上的回歸，更是人心上的回歸。”

梁振英回憶起，1988年他作為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曾到各區聽取意見。在九龍公共屋邨，老街坊們盯著這位34歲的年輕人問：“不用多講，你只回答我一個問題，1997年7月1日我下樓買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鈔票？”

梁振英告訴他們說，港幣會繼續流通。

“年輕人，日本打香港的時候你沒出生，1949年的時候你也沒出生。告訴你，政權一換，第一個事情就是換鈔票。”一些老人這樣說。

梁振英試圖向街坊們解釋，中國銀行會發行港幣。

當即便有人接茬道：“中國銀行發鈔，鬼要！”

后來，梁振英特意保留了一張回歸前中國銀行（香港）發行的百元港鈔。如今，港元與人民幣匯率保持各自獨立，已成為“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之一。而不久前彭博社發布的全球最穩健銀行排名中，中國銀行（香港）名列全球第二位、香港第一位。

在梁振英看來，這個小故事便足以說明“一國兩制”的創造性與可行性。

事實上，就在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將港澳單獨成章，進一步明確了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而新當選特首的梁振英也再三承諾：“上任后香港人今日所享受的權利，絕不會改變。”

某種意義上，香港的確沒有變。駕駛汽車依然右舵左行；黃大仙廟的香火依然旺盛；法官仍然穿著黑色長袍、戴著假發；維多利亞女王的雕像依然坐落在那個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園入口處；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和星期六的下午，人們依然會成群結隊地涌入快活谷跑馬地或沙田馬場。

但香港的確又發生了某些具體的變化。一些曾選擇離開的香港人有了返鄉的打算，1997年前經香港赴加拿大的20萬移民中，已有三分之一選擇了回港工作；另一些關注政治的市民則有了被街坊們選為立法會議員的可能，而這樣的事情在港英時期根本無從發生。

更顯著的變化則與國家的繁榮息息相關。它包括一座可連通港珠澳的大橋與一條通往廣州的高速鐵路；它包括3000余家駐港中資企業與將近700家在港上市的內地公司；它也包括那些貼出“歡迎使用人民幣”告示牌的“7-11”便利店，以及每周要花上一個小時去學一次普通話的“莎莎”連鎖店的年輕導購們；當然，它或許還包括靠聽鄧麗君的歌曲和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鍛煉普通話的曾蔭權先生。

被問及這些或大或小的變化時，曾蔭權微笑著用普通話答道：“我們回歸了15年，香港憑著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優勢，取得了穩步發展，保持了繁榮穩定。”

他并沒有忘記那篇引發巨大爭議的《香港之死》。

他曾這樣評價那篇報道：“他們講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了，這對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們應該證明這個是錯的，‘一國兩制’一定會成功的。”

《香港之死》刊發那一年，曾蔭權剛剛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財政司司長。之后的十幾年里，無論搬到哪間辦公室，這個喜歡戴蝶形領結的香港人都要把那期雜志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一個“每天都會看到的地方”。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