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華社受權播發兩個重要文件，劍指領導干部違規干預司法、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一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一個是中央政法委員會印發的《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兩份文件均是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關要求推出的重要舉措。
規范領導干部
官員干預司法都將被記錄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共計13條內容，并主要建立了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三項制度。
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在《規定》確立的制度體系中，記錄制度是前提，是基礎。“在起草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的原則是，凡是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不管什么形式，都應當如實記錄，隨案入卷。”
另外，針對實踐中有的領導干部不直接出面，打著組織的旗號，或者授意關系較密切的人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現象，《規定》還明確，以組織名義向司法機關發文發函對案件處理提出要求的，或者領導干部身邊工作人員、親屬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司法人員也應當進行記錄，并留存相關材料。
縱容“身邊人”說情將通報
與記錄沒有范圍限制不同，《規定》將通報的范圍限定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情形，并且針對實踐中比較典型的違法干預行為，作了列舉式的規定。
主要包括：（一）在線索核查、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環節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的；（二）要求辦案人員或辦案單位負責人私下會見案件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近親屬以及其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的；（三）授意、縱容身邊工作人員或者親屬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的；（四）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門利益，以聽取匯報、開協調會、發文件等形式，超越職權對案件處理提出傾向性意見或者具體要求的；（五）其他違法干預司法活動、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據介紹，第（五）項是兜底條款，需要在實踐中具體把握。領導干部有上述行為之一的，黨委政法委按程序報經批準后予以通報，必要時可以向社會公開。
對記錄人員打擊報復將追責
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介紹，各部門將按照各自職責，進一步完善相關工作程序。比如，記錄環節由司法機關負責，通報環節由黨委政法委負責，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責任追究，紀檢監察機關、黨委組織部門負責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政績考核體系。
關于對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規定》也明確了兩種情形：一是違法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造成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是對如實記錄干預情況的司法人員進行打擊報復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規定》明確，領導干部不得對司法人員打擊報復。“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司法人員免職、調離、辭退或者作出降級、撤職、開除等處分。”
在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看來，全面記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情況，是為通報和責任追究打好基礎，這中間還需要有相應的程序銜接。
對此，《規定》明確要求：司法機關應當每季度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情況進行匯總分析，報送同級黨委政法委和上級司法機關。必要時，可以立即報告。黨委政法委應當及時研究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情況，報告當地黨委，同時抄送紀檢監察機關、黨委組織部門。
釋疑
為何給官員干預司法劃“紅線”？
“在實踐中，一些領導干部出于個人私利或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對案件處理提出傾向性意見或者具體要求，甚至以公文公函等形式，直接向司法機關發號施令，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不僅直接妨礙具體案件的依法公正處理，而且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破壞國家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中央司改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
有關人士指出，出臺這一《規定》，就是要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墻”和“隔離帶”，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制度保障。推進這項改革，對于貫徹中央的改革要求，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排除外部對司法權行使的違法干預和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劃完“紅線”還需做些什么？
中央司改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人士表示，從司法實踐來看，違法干預導致司法不公的因素來自方方面面，既有外部干預包括黨政領導干部插手案件的原因，也有司法機關內部上下級打招呼和司法人員個人的原因，而且，許多外部干預也是通過司法機關內部的行政化才起作用。因此，“既要排除外部干預，也要加強內部監督。”
包括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制度，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等配套制度的銜接已經提上日程。
除了本次出臺的《規定》，還有哪些舉措可以有效防范領導干部干預司法行為的出現？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指出，僅僅靠記錄和通報制度還不足以完善這個制度，“要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的力度，這是最關鍵的”。
他介紹，“我們建立了裁判文書的公開說理制度，一個裁判文書不可能不講理。如果你接受了一個領導干部的干預，你可以把一個裁判文書說得不背離法律嗎？不可能。所以我們加大了司法公開的力度，加大了裁判文書的說理性，也就杜絕了這種不當的干預和非法的干預，讓這些非法的干預無立足之地，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得以實現，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規范司法人員
兩次以上不如實記錄將處分
中央政法委員會近日印發的《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共計15條內容，其中明確：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都應當按照規定予以記錄；屬于違法干預辦案的，一律予以通報；違法干預辦案造成后果的，依紀依法追究責任。
領導干部提指導性意見 需書面形式
《規定》要求，對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情況，辦案人員應當全面、如實記錄，做到全程留痕，有據可查。“記錄沒有例外。”中央司改辦有關負責人士介紹，“無論是司法機關內部人員、本機關領導干部，還是上級司法人員、其他沒有隸屬關系的司法機關人員，過問案件的情況都要記錄。”
此外，為了防止有的領導干部和上級司法機關打著領導、監督的旗號過問、干預案件，《規定》還明確，司法機關領導干部和上級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需要對正在辦理的案件提出指導性意見的，應當依照程序以書面形式提出，口頭提出的，由辦案人員記錄在案。
為當事人“通風報信”將通報
與記錄沒有范圍限制不同，《規定》將通報的范圍限定在違法干預辦案的情形，并且針對實踐中比較典型的違法干預行為，作了列舉式的規定。
主要包括：（一）在線索核查、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環節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的；（二）邀請辦案人員私下會見案件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近親屬以及其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的；（三）違反規定為案件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親屬轉遞涉案材料的；（四）違反規定為案件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親屬打探案情、通風報信的；（五）其他影響司法人員依法公正處理案件的行為。
其中，第（五）項是兜底條款，需要在實踐中具體把握。司法機關內部人員有上述行為之一的，屬于違反規定干預辦案，負有干部管理權限的司法機關按程序報經批準后予以通報，必要時可以向社會公開。
主管領導授意不記錄將追責
《規定》強調，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違反規定干預辦案，或者對辦案人員進行打擊報復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辦案人員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情況的，予以警告、通報批評；有兩次以上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情形的，給予紀律處分。主管領導授意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的，依法依紀追究主管領導責任。
中央司改辦有關負責人士介紹，辦案機關對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情況如實記錄后，還應當明確調查處理的職責與程序，即“由誰來處理、如何處理”。
《規定》要求，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應當及時匯總分析，區分情況進行處置：機關內部人員違反規定干預辦案的，由本機關紀檢監察部門調查處理；本機關領導干部違反規定干預辦案的，向負有干部管理權限的機關紀檢監察部門報告情況；上級機關和其他沒有隸屬關系的司法機關人員違反規定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向干預人員所在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報告情況。干預人員所在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接到報告或者通報后，應當及時調查處理，并將結果通報辦案單位所屬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
聲音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蔣惠嶺：
“如果保障不到位，那就非常難為法官”
《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的出臺，對于司法機關內部工作人員而言又意味著什么？為了保障政策的落地，人民法院系統又需要做出哪些制度安排？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蔣惠嶺就相關話題接受記者采訪。
記者：司法實踐中，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有哪些表現？
蔣惠嶺：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比較常見的情況為，在材料上做批示，有時也會通過電話或口頭打招呼。
其實，一些領導過問案件可能也是出于好意，例如為了本地經濟發展，或者為了本地的民生和群眾利益，有時是看到一個申訴狀后覺得司法機關沒有處理好，覺得要為民做主。他們不知道司法活動不同于行政管理，任何指示都可能造成司法天平的失衡。當然，也有個別領導干部為了一己私利，為親屬利益給法院施加壓力。
嚴格說來，任何干預司法行為，不管是出于私利還是所謂公共利益，都是嚴格禁止的。中央決定通過記錄、通報、追究責任的遞進的方式治理這種情況。最理想的狀態是沒有任何人打招呼干預，讓司法機關嚴格按照司法規律和司法程序處理案件。
記者：司法人員記錄的內容主要有哪些？
蔣惠嶺：記錄包括所有的內容，時間、地點、人物，打招呼的內容、過程，通過文字全部記錄下來。當然，記錄也包括錄音在內。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綱要對這些制度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而且記錄的內容要全部納入案件的正卷，供當事人、代理人查閱。這樣，實際上相當于把領導干部的干預司法活動公之于眾了。
記者：干預后多久要記錄，有明確規定嗎？
蔣惠嶺：按照要求，相關部門要制定實施這一規定的細則。
說到底，制定這樣的制度，關鍵不是記得全不全的問題，關鍵是通過這樣一種機制，形成一種威懾力，警示有關領導干部，不要伸手做干預司法的事。
我們都知道，很多外部干預都是通過司法機關內部的行政化發生作用的。對于記錄者而言：如果是院長接到了外部的領導干部的招呼，院長應當記錄；辦案法官接到院長所謂指示之后，也應當做詳細的記錄。
當然，我們現在也在通過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努力消除法院內部行政化運行傾向，做到由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
記者：辦案人員如實記錄后，上面領導要求消除掉記錄怎么辦？
蔣惠嶺：那非常明確，是違規操作，一旦發現要嚴肅處理。
這項制度的實施涉及很多部門，涉及領導機關，涉及黨委政法委，涉及紀檢機關和組織部門，因為紀律處分要紀檢監察部門來作出。同時，這項制度已經納入廉政責任制和業績考核體系，廉政責任制是紀檢監察部門在抓，組織部門負責業績考核、考核干部，干預司法會影響到干部的任用，需要組織部門參與。
記者：怎么保障該制度到了基層，大家依然能嚴格執行？
蔣惠嶺：需要看制度設計是否科學合理，實施的條件是否具備，還有很重要一點是追責。所以這次對追責規定得非常嚴格，對產生后果和造成惡劣影響的都要追責。
對于普通百姓來講，如果在他們心里，找人來干預、找領導批條子成了最信任的東西，那是法律的悲哀。外部干預杜絕，把當事人和民眾的注意力引導到法律上來，法官真正成為法律精神代言人，不受干預，才能培育起依法治國、法治國家的良好氛圍，斬斷社會上“信權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領導不信法”的惡性循環。
記錄需要法官自身的勇氣、信仰和擔當，也要解決記錄了以后會不會受到影響，受到打擊報復時能否得到保護，職務晉升、工作安排是否會因此而受影響。如果保障不到位，那就非常難為法官。如果得到保障保護，而且有一定的鼓勵表彰，我相信大多數法官都會敢于記錄的。
本版文/本報記者 桂田田 供圖/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