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認定存在較大爭議

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專家張可對記者表示,三聯療法在當年“比較正常”。中國艾協副會長兼秘書長沈潔也對記者表示,“這個(司坦夫定、拉米夫定、奈韋拉平三聯療法)方案是比較統一的方案,大多數效果都很好。”

對于責任認定,張可認為,“藥物本身具有副作用,這個無可厚非,醫生不能為藥物的副作用買單”。

不過,他又說:“作為醫生來講,應該將藥物的副作用提前告知患者,并且要關注藥物的后續反應,為患者提供咨詢服務,對于治療后出現的藥物毒副作用處理不當,導致病人出現不可逆后果的,一樣要承擔法律責任。”

和而不同中心艾博公益負責人常坤對羊城晚報記者表示,一般情況,這個(因艾滋病抗病毒藥物的副作用而上訴)是“不會立案的”,他說根據他的經驗“是不會開庭的”,因為“這個問題很復雜,山東、河南是全國最早服用免費抗病毒藥物的,而國內艾滋病人前期用藥不規范,有各種問題”。他還表示,“國家抗病毒資料指南已經出三版了,每本都差別很大。”常坤認為,這說明抗病毒藥物的改良需要有一個過程,“愛娃這個問題不應該僅僅由疾控中心來承擔責任”,這涉及“國家投入、科技進步等等很多因素”。

張可說:“過去就有過不少因為藥物毒副作用引發醫療糾紛的。早期由于藥物和臨床經驗有限,因此在對于藥物副作用的處理上缺乏相關經驗比較常見,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到了今天,雖然藥物種類增加,但相關藥物毒副作用處理在基層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需要提高和改進。”

張可認為,目前存在的這種不規范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沒搞清定位。他說:“該案例提示艾滋病治療不單單是政府任務(特別是目前由疾控中心負責治療的時候),更重要的是一個醫療行為。”他認為如果僅僅把艾滋病治療看成是政府任務,那么艾滋病治療就會達不到醫學規范。

廣東一位艾滋病防治公益人士、艾滋病治療志愿者,同時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劉先生對記者表示,“愛娃這個案子能夠成功立案,我相信會引起國內醫療機構對艾滋病人權益的進一步關注,具有很大進步意義。”

編輯 黃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