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這樣的認識基點上，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組成部分的生育險，其積極意義正在于“以社會統籌方式，解決社會難題”，把女工孕育生命的過程，從個體、家庭的層次上升到社會層次，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社會統籌解決的是社會問題，個人或企業不能僅以自身的得失來衡量政策的是非，而應以責任意識來看待這項統籌；此外，這項政策因為緩解了女工較多企業的生育保障壓力，也可一定程度上緩解女性就業的壓力。但是客觀地說，以就業問題之復雜，不能指望僅靠生育險的促進作用，就能使企業對招聘女性員工持積極態度。

本次《生育保險辦法（征求意見稿）》的最大亮點，在于覆蓋面上既打破了戶籍限制，又不再限于城鎮企業職工，而是擴大到所有用人單位。由于覆蓋面的擴大，繳費比率也由以往的1%下調到0.5%。但是在法律責任上，僅僅規定“用人單位不依法為職工繳納生育保險費，由用人單位支付其生育保險待遇”，力度還是不夠。

筆者以為，既然是依法繳納，就不能僅以“支付員工生育保險待遇”作為違法代價，而應該有更為嚴厲的強制措施。試想，如果男工較多的企業，寧可為個別女工支付生育保險待遇，也不繳納生育險，那生育保險基金還有保障嗎？生育險的意義豈不要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