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后”比“公開”更重要

□將“公開”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進而建立一整套評判、監督、問責制度，恐怕比公開本身重要得多

□“三公”經費決不能僅僅停留在公開這一步，對于“三公”支出中存在的違紀違規行為，必須有問責、追責

從7月19日開始，中央各部門陸續向社會公開2011年度部門決算和“三公”經費支出。僅僅一天時間，就有92個中央部門在各自網站上公布了本部門的“三公”賬本。速度之快，讓人振奮。

不僅公開的速度快了，賬目數據也更加全面，解釋說明更加詳細。在各部門公布的賬本里，不僅有詳細的數據，還有對公車購置數及保有量、因公出國出境團組人數和公務接待等情況的詳細說明，有對住房改革支出、行政經費等概念的名詞解釋。此外，各部門的行政經費也首次向社會公開。

今年已經是中央部門連續第二年公開“三公”經費賬本了。與去年的“欲說還休”相比，今年各部門明顯做足了功課，公布的不再只是幾個單調的數字，而是附上了說明、解釋和比較，盡量讓公眾能夠看得懂。從這一點上來說，政府部門的態度是坦誠負責的，值得肯定。

與政府部門的進步相比，公眾對“三公”經費的解讀也顯得更加理性。去年，各部門的“三公”賬本甫一公開，立即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話題。盡管公眾對公開“三公”經費這一舉動頗多褒獎和肯定，但是對“三公”經費本身也存在諸多誤解和偏見，甚至有人認為“三公”經費就是“腐敗”經費，財政預算里根本就不應該允許 “三公”經費存在。而今年，對“三公”經費的理性討論明顯成為主流。社會公眾更多地將目光投向了“三公”經費的具體項目、各部門賬本的橫向比較，以及與去年公布數據的縱向比較。當公眾的目光開始聚焦于細節，公開“三公”經費這一舉動所蘊含的打造“陽光政府”的深意，才有了對話和溝通的基礎。社會公眾更加專業的解讀，也給政府部門的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開僅僅是手段，通過公開壓縮行政成本、遏制鋪張浪費才是真正的目的。將“公開”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進而建立一整套評判、監督、問責制度，恐怕比公開本身重要得多。國務院近日出臺了《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將“三公”經費公開上升到制度層面，使得公開“三公”經費有法可依。這也為保障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奠定了重要基礎。

盡管與去年相比，政府部門的公開力度有所加強，但仍與公眾的期待存在著不小差距。在各部門公開的賬本中，雖然加上了一些解釋和說明，但大部分公眾仍有“霧里看花”的感覺。不可否認，預決算信息屬于比較專業的范疇，要做到讓每一個人都能看懂，并不現實。但政府部門不能以“專業”為借口，抵擋社會公眾要求透明公開的呼吁。作為建設廉潔政府、法治政府的有益嘗試，政府部門主動“曬賬本”，目的在于為人民監督政府搭建平臺，將政府行使權力的過程置于人民的監督下。公開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一旦公開流于形式，公開的信息讓公眾看不明白，監督還從何談起？不僅如此，公眾還會因此對政府部門公開的誠意產生質疑，對公布的數據產生懷疑，在公眾與政府的溝通互動中，埋下不信任的隱患。

在今年政府部門曬出的賬本中，一些細節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比如有的部門“三公”經費不過數百萬元，而有的則高達上億甚至十幾億元，差距之大讓公眾頗多質疑。盡管將部門之間的“三公”經費進行簡單類比并不科學，但卻反映出一個問題：“三公”經費的開銷并沒有嚴格標準和依據，公眾無從判斷某項“三公”經費的支出是否合理。換句話說，“三公”經費賬本只能說明部門花了這么多錢，卻沒有人能清楚地判斷，這錢到底花得對不對。因此，政府部門在公開的同時，還應當建立相應的“三公”經費評價機制，為每一筆開銷樹立標尺，讓公眾在監督評判“三公”經費支出時，有據可查、有法可依。只有這樣，部門才能擺脫“花多花少一個樣，浪費節約一個樣”的惰性思維，建立完善的預算透明制度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事前應有公開，事中應有監督，事后應有問責。對于社會公眾而言，建立完善的問責追責機制，與搭建民主監督平臺同等重要。問責，反映了公眾監督的結果，是對公眾監督的積極回應。只有當問責有力時，監督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板子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傷害的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損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因此，“三公”經費決不能僅僅停留在公開這一步，對于“三公”支出中存在的違紀違規行為，也絕不能“下不為例”。政府部門必須有問責、追責的勇氣和魄力。通過問責，倒逼“三公”經費的規范使用、杜絕各種鋪張浪費行為，最終使政府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