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上了聞一知一的當”

“我們這個專業最需要的就是激情，當我們把作品僅僅當成學生作業，去換取分數或學分時，我們對創作永遠提不起興趣。”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碩士研究生張牧表示，正是王剛，讓他們“觸摸”到劇本創作的實際，進而感覺創作“不再是那么遠的事兒”。

為了完成王剛老師布置的作業，凌晨兩點多了，張牧還在觀看《失戀33天》，從中挑問題、找毛病，“其實，這個作業要想糊弄也很容易，找找網友說了些什么問題就成，但我沒有那么做。”

而劉震云的講座，則改變了學生對文學的認識。

長期以來，文學院沒有作家，文學漸漸變成了教授口袋里的教案，變成了教材上條分縷析的知識點。“在大學校園里，已經多少年沒有沈從文的影子，沒有張愛玲的影子，甚至蕭紅的寫作，都變得不那么重要。但現在的情況可大不一樣了。”閻連科提醒到，因為作家的到來，“文學”在校園里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許我們從文學史上學到的作家今天看來并沒有那么偉大，沒有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他的寫作卻可能更有意義，作家常常會講被文學史忽略的東西。這里面沒有誰對誰錯，只是給他們提供一個不同于教材的、更為新鮮的視角。”

朱杉對此深有感觸。根據教科書上的解釋，文學通常被認為是生活的復制，比如它反映了生活，揭示了生活。“這樣的闡釋其實很難服眾，如果它是生活的復制，我們為何要看文學，直接到街上看生活不就完了？”她坦言，“文學可以把生命凝固在時空里，這便是它存在的理由”。

而劉震云對聞一知一的尖銳批評，更讓她和同學們有幡然醒悟之感：“我讀了將近二十年書，基本上都是聞一知一。老師教什么我就學什么，自己很少主動去考慮‘一’以外的東西，而且只知道‘一’，不能靈活運用。”朱杉意識到，習慣于聞一知一，做不到聞一知十、觸類旁通，這是教育制度強加給自己的一把鎖，“不擺脫它，就意味著自己一輩子都將與想象力和創造力無緣。”

對現行大學體制的矯正

“如今高校的教學氛圍，太需要激活一下了。”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施戰軍此前在大學呆了將近20年，他直言，“現在的學生不愿意動腦筋，只想要簡單、清晰的結論，這其實是教育體制所致。從小學開始，老師的教育就是標準答案式的教育，一段話讓你分析，似乎很激發主動性，但結論卻是板上釘釘的。到了大學，還是老師講，學生記，最后按照老師講的內容去考試，‘聞一知一’，對于他們就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

這種局面的形成，顯然和整個大學的考核機制和評估體系是相關的。更可怕的是，包括文學院在內的人文學科也被納入到這一“數字的監獄”。

“文史哲用這個方法是評估不出來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如是說。閻連科也認為，人文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讓人去感受，而不是量化；讓人去一天一天地養成，而不是一時一刻就立竿見影，“人文是要流到血液中去的，而不是穿在衣服上，正因為要流到血液里，所以不能量化，不能一眼就看到底。所有可以立竿見影的人文，一定是荒謬的人文。”

事實上，由于長期惟量化指標、尤其是惟論文馬首是瞻，當下大學的文化生態已然出現很大問題。孫郁注意到，中國現在的論文，已經成為一種八股，它里邊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別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獨創性的東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數文章食之無味，毫無思想溫度和精神溫度。

具體到文史哲等領域，他認為，除了對知識遺產的繼承，更為關鍵的是，我們能否在與古人對話的同時，跟現實對話，和我們自己的生命對話，“流水線成批量生產的論文，很多只是一種學術垃圾，他們的問題意識不是建立在對文化、對現實、對人性最深切的認識的基礎上，這是一個大問題。”

由于考評體制的限制，如今，只有格非、曹文軒等數位學者型作家能在大學立足，而更多的人，在此幾乎沒有立足之地。“文學院里應該有文學，這正是我們當初引進作家最基本的動機。有創作經驗的人和有學理思考的人結合在一起，可能會使我們的文化生態更加活躍和豐富。”孫郁透露，人大文學院希望以此為契機，去探索大學文學教學的全新模式。

“將作家引入大學，而且，并不將其納入統一的評估體系之內，這將有可能打開一道缺口，給人文留下呼吸的空間。”施戰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