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書載明，2002年12月31日，在瞿優遠的關照下，凌視公司與取得《 體壇周報》獨家廣告發行代理權的湖南體壇公司簽訂了一份長達4年的總代理合同，代理合同期為2003年到2006年。

2003年下半年，由于《體壇周報》的長足發展， 瞿優遠有意找一家實力更強的廣告公司代理《體壇周報》的廣告業務，他看中了上海東視廣告公司，因此，準備解除與凌視公司的合同。

然而，郭惠發卻提出大幅提高合同標的，瞿優遠同意了。2004年1月，雙方簽訂了總標的為6500萬元的全年廣告代理合同。但是，由于承包費過高，凌視公司出現了嚴重拖欠。為此，瞿優遠提出為凌視公司調減承包費300萬元，并同意凌視公司用保證金1500萬元沖抵承包費。

判決書還顯示，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瞿優遠以急需用錢為由，主動向郭惠發提出要15萬元人民幣，郭惠發安排人送了15萬元給瞿優遠的關系人。

此外，2004年，郭惠發趁瞿優遠陪同父母去香港旅游之機，在深圳羅湖口岸邊檢站送給了瞿優遠港幣10萬元。

2006年，瞿優遠在北京買房，以購房款不夠為名向郭惠發借款80萬元，后歸還40萬元，郭惠發表示另40萬元不用歸還，瞿優遠予以接受。

判決書中，除了認定的上述款項外，還有一部分錢是郭惠發送給《體壇周報》社領導的。如2001年春節前，郭惠發為感謝《體壇周報》對凌視公司的關照，以拜年的名義送給社領導人民幣20萬元。瞿優遠收下后，指示有關人員將20萬元平分給了4位社領導，他自己也分得了5萬元。同樣，2003年，郭惠發又送了20萬元給《體壇周報》拜年，瞿優遠再次分得4萬元。

“從公正的角度說，（如果不收取郭惠發的‘好處’）《體壇周報》可能得到更多的增刊廣告代理費。”據看過案卷的人士透露，卷宗中瞿優遠有這樣的供述。

不過，據郭惠發等人的證言證詞，在這些過程中，瞿優遠并沒有表現得很貪婪，相反，他還幾次拒收郭惠發送的錢。比如第一次送錢，瞿優遠就給他打電話說“這樣不好”。還有一次，見面時，郭惠發塞給瞿優遠一包錢，“估計有七八十萬”，但被瞿優遠“很不友好地拒絕了”。

審計部門發現問題

法院同時認定，瞿優遠挪用公款2661萬元。其中一筆100萬元，另一筆2561萬元。

100萬元那筆的緣起是，2002年2月8日，湖南省體育局發出文件，同意《體壇周報》社改制，并決定由《體壇周報》社、管理者團隊和核心創業人員三方出資設立“湖南省體壇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湖南體壇公司”），注冊資本為2000萬元。

湖南省體育局同時同意由創業者和管理者成立“北京體壇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體壇公司”），北京體壇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除瞿優遠之外，其余7名自然人股東持股39%，預留的61%股份將作為激勵股份，用于引進和儲備創業人員。該部分股份由瞿優遠代持。

由于預留股份的股本金不能明確到人，瞿優遠決定向湖南省體育局借款墊付預留股份的股本金。2002年3月28日，湖南省體育局轉出610萬元。2002年4月23日，北京體壇公司成立。同年9月，北京體壇公司出資980萬元、《體壇周報》社出資1020萬元，雙方共同成立了湖南體壇公司。

判決書載明：2003年上半年，瞿優遠挪用《體壇周報》社賬外資金100萬元歸還湖南省體育局的借款。2004年6月，他又從北京體壇公司分紅款中拿出100萬元代《體壇周報》社支付了某記者的簽約費，用以歸還此前挪用的賬外資金100萬元。這筆錢被法院認定為挪用。

另一筆2561萬元的挪用款，緣于公司買辦公樓。

2004年，《體壇周報》社準備整體搬遷至北京，瞿優遠看中了位于崇文區的一處房產。2004年6月4日，瞿優遠代表《體壇周報》社與北京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購買合同，該房產總建筑面積4322.2平方米，購買價格為3250萬元。

判決書顯示，合同簽訂后不久，有人向瞿優遠建議，可以通過北京體壇公司名義購買此房產，然后收取租金為北京體壇公司的股東謀取利益。

瞿優遠采納了該建議，并讓人做好資金籌集方案。相關人員建議，可以先由湖南體壇公司將分紅款轉賬至北京體壇公司，用于支付第一筆購房款，然后預收《體壇周報》社、湖南體壇公司第一筆租金及押金，不足部分再由北京體壇公司向《體壇周報》社借支。瞿優遠對這一方案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