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部分的稅收收入，主要源自以增值稅為代表的間接稅稅種， 2010年間接稅占稅收總收入達56.7%。雖然間接稅不直接向百姓伸手，但是所有的商品與服務無不含稅，且稅率不低。這種無差別課稅特點(只要商品流轉就會計稅)與相對較高的稅率設計(增值稅一般稅率為17%)，實實在在地推高了我國的宏觀稅負。

舉例來講，大家日常購買的食用油，從原材料開始，到榨取油脂，再到包裝上柜銷售，每個環節都會根據價格計征稅收，最后的售價中就包含有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等。只要購買食用油所承擔的稅負就會一樣，無論你是哪種收入水平，這就是間接稅的無差別課稅。

同樣，在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商品含稅相對較低，因政府大部分稅收都在收入環節直接收取，收入水平高多繳稅，收入水平低少繳稅。這樣就能夠比較好地實現讓收入高的群體適當多納稅，收入低的群體稅負少一些。

然而，直接稅制較之間接稅制，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征收管理，都更復雜，也更困難。從間接稅制走向直接稅制需要多方面的準備。比如我國今年進行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以及房產稅改革試點，遇到的很多難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但我國稅制走向直接稅的改革方向不會變。

宏觀稅負指標，難以全面體現稅負輕重。稅收收入與GDP之比，曾是多年來衡量稅負輕重的關鍵指標。2011年11月，財政部發言人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計算，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6.4%，2009年為25.3%，而2009年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4%，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40.8%，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32.9%。”

問題是稅收收入是實數，每一筆都有據可查，每一分錢都入賬核算，但GDP卻只有統計核算的結果。無論GDP是高估還是低估，用一個實際發生額與統計核算值做比較，比率的精確度存疑，也就難以體現大家對稅負的感受。

實際上，老百姓感受的“稅負痛苦程度”還來自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收費等其他政府收入形式的疊加。每度電里面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每噸水里面的污水處理費、每個市場攤位費里面的菜籃子工程基金等等，這些支出反映在日常生活當中，每筆或許并不多，但積累起來的壓力依然會有所感受。全面的稅負輕重感受，應該是一個綜合的結果。

現有國民經濟結構有拉升稅收收入的作用。2011年的“減稅”集中在了直接稅領域和部分間接稅領域。對稅收貢獻最大的制造業進行減稅的舉措，并未推出。世界各國經驗證明，工業化必然帶來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而制造業則是貢獻稅收的主力。

中國目前正處于這個階段。從歷年的統計資料來看，無論是增值稅、營業稅還是企業所得稅，都有著強烈的生產型偏好，倚重制造業納稅。也就是說，只要我國沒有走完工業化歷程，只要稅制結構偏向對工業企業的征收，稅收收入還會有持續增長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