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的時間，近60家紀錄片社會制作機構，圍繞著“活力中國”這個大命題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角逐。

“現(xiàn)實”兩個字成了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CCTV-9）首次邀請招標活動的關鍵詞，招標的6個選題全部都是社會現(xiàn)實類，從新職業(yè)到美食、從旅游到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等等，均指向中國經(jīng)濟社會中最為活躍的部分。

“以前，我們的紀錄片更像是掛在美術館中的精美油畫，大家只能遠遠地欣賞，缺少了一種互動。”在央視紀錄頻道總監(jiān)劉文看來，讓這個頻道播出的作品更加承接地氣，把當下的熱點，中國人的智慧、情緒和對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都表達出來，已經(jīng)成了央視紀錄頻道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當務之急。而此次發(fā)動社會力量招賢納士，正是希望借此尋找一些能夠多方位描摹中國，深度關注中國人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品。

歷史類記錄片制作精良但遠離現(xiàn)實

紀錄頻道開播前，“時代寫真”欄目備受紀錄片人關注。按照之前設置，紀錄頻道每天4個小時的首播節(jié)目中，半小時的“時代寫真”是一個紀實類紀錄片的時段。可大家沒想到的是，這個欄目首播的卻是講述招商局歷史的《文明的腳步》。

“時代寫真”首播的并非人們預想的紀實類紀錄片，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分析說，紀實類紀錄片這些年的發(fā)展的確不容樂觀，以至于片源嚴重缺乏。

通過鏡頭從一個人人生軌跡的片段中看到一個行業(yè)的新生與發(fā)展，并折射出現(xiàn)今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愛上新一行》；展現(xiàn)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地域文化的異彩紛呈，通過體驗者尋找獨特平民美食旅程的《行走的餐桌》；展示將業(yè)余愛好玩到極致的普通人的《極致玩家》；聚焦主人公追逐財富夢想過程中心路歷程的《淘金夢》……央視紀錄頻道這次招標主打現(xiàn)實牌，把鏡頭對準了那些走在路上的活生生的人，可以說是還原了紀錄片最本質的生活質感。

“在頻道建立最初，為了保障播出量，采用了大量歷史類紀錄片，這是因為歷史紀錄片大多制作精良，而社會現(xiàn)實類紀錄片雖然有很多好選題但往往制作粗糙，而且播出都有時效性，所以這類紀錄片的數(shù)量很少。”劉文說。

從央視紀錄頻道已經(jīng)播出的節(jié)目內容來看，《美麗中國》、《頤和園》、《玉石傳奇》和《帝國興衰》等都屬于歷史人文紀錄片，而頻道正在籌拍、備播的紀錄片大多也屬于這種重大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稍微帶點當下時效性的可能只有《南海一號》了。

“我們的紀錄頻道要表達中國的東方價值文化，或者更多的是一種能激勵人的，向上的，勵志的，完成夢想的，帶著希望的一種東西。”對于央視紀錄頻道的定位，劉文和他的團隊總結為16個字：全球視野、世界眼光、國際表達、本土價值。

事實上，帶有強烈“中國風”的歷史人文紀錄片在國際上一直口碑不錯，也是讓中國紀錄片人挺直腰板的驕傲，而長期和國際同行們合作的上海紀實頻道總監(jiān)應啟明卻有自己的看法。以他的經(jīng)驗看，如今的外國觀眾不但喜歡《故宮》、《頤和園》，也對發(fā)生在中國當下的現(xiàn)代化進程感到陌生和好奇，海外市場的關注已經(jīng)從“古老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偏移。

紀錄片更需要關注“人的存在”

深獲各方好評的《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及《公司的力量》幾部“大片”的執(zhí)行總編導、總撰稿周艷，是央視紀錄頻道的副總監(jiān)。對于題材和表現(xiàn)方法，她認為應有國際視野，共同的情懷。她舉例說，國外的紀錄片視野非常廣，從阿富汗的女司機，到印度村子的女性，但始終“關注人的生活和價值”。

而在觀眾看來，如今熒屏上播出的很多紀錄片卻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從題材到內容離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小的距離：不是歷史建筑，就是考古發(fā)掘，不是珍奇古玩，就是山水風光、野生動植物，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不“接地氣”，缺乏對現(xiàn)實和當下的觀照，缺乏對人的心靈和生存境遇的關注。

有業(yè)內專家對此直言不諱：關注個體生命與生存狀態(tài)的紀錄片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宏大敘事、重構歷史的作品，從以往以人為本、人性關懷的紀錄，變成了奇觀化、獵奇化、技術至上的影像。

更發(fā)人深思的是，這不只是個別片子的問題，而是紀錄片行業(yè)的普遍現(xiàn)象。

1991年11月，央視播出的《望長城》給中國紀錄片帶來了濃郁的紀實主義個性。與之前的紀錄片相比，《望長城》盡量不帶主觀預見地反映客觀事物的進展，被認為第一次鮮明地展現(xiàn)了中國紀錄片紀實主義的個性，創(chuàng)下了紀錄片收視率的最高紀錄。

兩年后的1993年，中央電視臺新誕生的《東方時空》設定了固定的紀錄片時段“生活空間”，把鏡頭對準大時代中的普通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已故央視知名紀錄片導演陳虻曾說：“紀錄片的最終結果是和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中國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必須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現(xiàn)實的土地上來，關注現(xiàn)實生活中所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這可以說是中國紀錄片的生命和基礎。”自此，各地方臺紛紛效仿，形成了專門的紀錄片欄目，也形成了中國電視紀錄片欄目關注現(xiàn)實、關注人的命運的紀實傳統(tǒng)。

進入21世紀，收視率成了電視臺的硬道理，紀錄片被迫和娛樂節(jié)目、法治節(jié)目、電視劇一起，接受收視率的檢閱和廣告商的挑選。電視臺沒時段，創(chuàng)作者“轉行”，投入資金少，紀錄片也陷入到低成本、低價位、低銷售的惡性循環(huán)中。

2005年10月，耗資1000多萬元、耗時3年打造的紀錄片《故宮》在央視一套亮出了國內紀錄片的大手筆，劇組用的高畫質攝像機很多央視資深老攝像見都沒見過。讓總導演周兵欣喜的是，《故宮》的收視率居然和當年電視劇收視冠軍《京華煙云》有一拼，甚至還享受了和大片一樣被盜版的“待遇”。緊接著，次年《新絲綢之路》、《再說長江》、《大國崛起》陸續(xù)熱播，并引發(fā)了社會的話題討論，這些央視投入巨資拍攝的紀錄片也很快收回了成本。中國紀錄片人爭相坦然走上了大片之路，計較紀錄片是不是更需要關注“人的存在”的聲音卻越來越小。

聞到“紀錄片春天的氣息”

我國是一個紀錄片題材大國，但卻是紀錄片生產小國。這是一個尷尬的現(xiàn)實。據(jù)國家有關部門統(tǒng)計，在每年我國各級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中，來自境外的紀錄片總長達到了1.5萬~2萬小時，而國產紀錄片總量只有區(qū)區(qū)1000小時。

基于境外紀錄片的巨大引進量和不斷重播已經(jīng)嚴重壓抑了國產紀錄片的生存空間，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關于推動紀錄片產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對引進境外紀錄片實行“總量控制”，根據(jù)該文件的要求，“各級電視播出機構每天播出國產紀錄片與引進紀錄片比例不得低于7∶3”。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呂新雨認為，中國紀錄片的傳統(tǒng)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貫是關注社會、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識，“但從歷史和人文傳承角度來看，紀錄片更多的功能?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呂新雨認為，中國紀錄片的傳統(tǒng)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貫是關注社會、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識，“但從歷史和人文傳承角度來看，紀錄片更多的功能是對內而非對外。如果只關注國家形象建構本身，只拍歌舞升平，對當代中國社會關注不夠，削弱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那紀錄片最重要的社會批判功能就不能發(fā)揮，所起的社會作用就十分有限，對國內紀錄片生態(tài)的發(fā)展也難以起到幫助。”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