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旭作品：櫻雨

王林旭的“超象”水墨藝術特征，概括大者而言，其一為蘊涵墨法的自由創(chuàng)造；其二則是為水墨自律注入光的因素，有機地充實了彩墨的色彩理念。此二者的統(tǒng)一，使之繼林風眠、劉國松之后，進一步在“超象”意義上解決光、色、墨的分離與沖突，因此而深化了水墨的光色化與光色的水墨化。“超象”的綜合性顯現(xiàn)在潑灑、拓貼、折疊、轉印、透印諸法并用，因此而拓展了傳統(tǒng)的皴法，經過放大、轉化皴法等諸多筆法元素，使之獲得了現(xiàn)代繪畫的肌理感、抽象性以至相互引發(fā)，緒了萬端。而在秉承傳統(tǒng)墨法包括沒骨法、潑彩法的基礎上，他敢于大刀闊斧地革新，大量使用金粉、銀粉、白粉、銹蝕，依此豐富了水墨的造型、色彩和光感，在水墨美感層次上，融合了富貴與野逸、雄渾與優(yōu)美的二元分立。由此而言，王林旭的水墨形而上理念不是把宇宙、自然歸于實在的物質粒子和絕對空間，也不是歸于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宇宙和自然看成具有生命的整體。“超象”的實質是以氣韻造型以至無形，因為它始終附著的元氣乃是宇宙生命的本原。

上迄北宋，中國繪畫就已經完成了從技藝向心性的價值轉換，同時，學術之道，也從外在的依傍安放在人心自覺上。歐陽修論繪畫說道:“蕭條淡泊，此畫難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復，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今人謂之“思想觀念”，中國先哲謂之“道”，而宋人悟道，乃實在地將哲學、道德、政治化合于審美經驗，并內在化為文人畫家的性情之“道”。陳師曾嘗言：“何謂文人畫?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謂文人畫。或謂以文人作畫，必于藝術上功力欠缺，節(jié)外生枝，而以畫外之物為彌補掩飾之計。殊不知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否則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貴乎人邪?何重乎藝術邪?所貴乎藝術者，即在陶寫性靈，發(fā)表個性與感想。”

水墨雖小技，可達于道。不管是成人倫，助教化還是仰觀俯察，逍遙出世，中國人都賦予了水墨藝術以崇高的使命。王林旭的水墨實驗價值比較徹底地擯棄了描繪物象的真實，而力圖以直覺和感悟直接呈現(xiàn)精神的張力和生命的活力。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既是充塞于宇宙的生命元素，也是人挺立于天地間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唐代司圖空《二十四詩品》中論“雄渾”云：“大用外腓，真體內充。反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huán)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這是何等博大沉雄的壯美和對生命的頌歌。水墨藝術的價值是靠生命力的強度來衡量的，水墨藝術的目的就是用形式語言彰顯生命的律動，追問生命的價值。從抽象的宇宙生命到具體的個體生命，最終將對生命的感悟引向對現(xiàn)實人生的關懷，凝聚為對崇高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追求。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他開宗明義地宣告：“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也，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于哲學美術之價值也。圣為此學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于是二者之價值失。夫哲學與美術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這一美的“無用”宣告，表述了個體生命之于歷史的純粹觀照。明乎此，也就可以理喻王林旭的“超象”藝術的意志，他所獨創(chuàng)的一整套的技法的旨趣是，使自然萬物陌生化，使形式困難化，以增加艱難和知覺的長度，因為知覺的程序其自身具審美的目的，而必須延長時間。水墨藝術乃一物之藝術性的一種經驗方式，物體本身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