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訪談

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

現代化有倒退危險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

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

“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后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

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嶺那些“蟻族”，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

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

社會渠道開放不夠

“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干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板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

“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

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

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后續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

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

流動真的減少了嗎？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

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民營企業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并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來源：《廣州日報》 編輯：段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