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由于把精力集中于經濟發展，過分強調效率，忽視了社會公平，走上了一條強化效率弱化公平的道路。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1991年為0.282，到2000年已達0.458，增長幅度較大，目前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1。中國養老金制度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補償的傾向。

4月20日，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主辦的“21世紀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與經濟分析”國際研討會上，JohnJHamre，CSIS(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席兼執行總裁對中國老齡化問題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3.97億，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人口的總和。”

Hamre此行中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介紹CSIS歷時一年時間完成的研究報告《銀發中國》引起了中國政府官員和參會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該報告指出，隨著中國出生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到2015年，中國老齡人口將占總人口的15%；到2030年，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將有近1億的中國人口超過80歲。而中國今天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到2050年可能會失去約18%至35%。

誰“替舊制度付賬”

《銀發中國》兩位作者RichardJackson和NellHowe提出警告說，中國養老金制度原來主要局限于國企和公共部門，采用現收現付制。1997年改革后，國家把私營部門的員工包括到基本養老保險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現收現付制和個人退休賬戶。Jackson說，“現收現付制依靠現有勞動力為社會退休人員提供養老金，如果《銀發中國》還不是非常富裕，那么屆時中國工人的微薄工資將難以支撐一個老齡社會的養老負擔。”

個人賬戶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個非常好的解決養老金的途徑，體現的是“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原則。“但它在中國并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私營企業主、包括不少新參加工作的職工都不愿意為這部分賬戶掏錢。”Jackson說，“原因是他們不愿意為沒有資金的舊制度付賬。”

關于“替舊制度付賬”，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吳要武博士解釋說，按目前的繳費率，私營企業的員工(1997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員工)應交工資的24%，“這大大超過了為滿足他們將來享受的養老待遇所需要繳納的費率。實際上是變相讓現在的勞動者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經參加工作的職工交納雙重養老金。”

80后贍養父母力不從心

在北京某房地產公司工作的劉虹，正在和男朋友一起租房住。“現在父母還沒退休，身體也還不錯。除非我們將來有孩子需要照顧，否則他們也不太愿意過來。”

雙方父母的健康問題是劉虹最擔心的。“父母年紀大了，生個大病怎么辦？以前還有兄弟姐妹輪流照顧，現在就夫妻兩人，還要工作掙錢。我覺得國家應該完善養老制度，醫療保險能夠異地流轉，要不然看個病還要回老家的定點醫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騰？”

80后獨生子女在贍養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難？調查顯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壓力大，照顧父母力不從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擔多位老人的養老負擔；50.1%的人表示生活在兩地，無法把父母接到身邊照顧；42%的人表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不同城市無法互通；37.7%的人表示養老院等社會養老機構無法讓人放心。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姚遠教授指出，在養老方面，當今社會急缺的資源就是照料資源，一個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務一樣幫老年人打掃衛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時間臥床時，身邊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帶老人出去走走，接觸一下社會。

中國老人撫養問題不能只依靠家庭撫養，應逐漸轉向社會撫養，即由家庭責任主體過渡到國家或社會責任主體。針對我國人口老齡化起步雖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等特點，采用社會學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認真的統計，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和分析，很有現實意義。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編輯：段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