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日報訊 記者 陳波

　　一部《重慶市鼓勵公民見義勇為條例》，承載了重慶見義勇為者所有的希望。更廣闊的背景下，全國性見義勇為立法，正在期待更完善的范本出現。

　　重慶，或許應該抓住機會。

　　英雄情歸何處？

　　“為什么重慶的英雄，重慶卻不認？”昨日，唐洪遺孀馬茲淑疑惑萬分。她表示，“幸虧唐洪見義勇為在廣西，要是換個地方，可能根本申報無門！”

　　馬所言非虛。唐洪之所以可以在廣西申報見義勇為，是因為《廣西壯族自治區見義勇為獎勵和保護辦法》中，沒有對戶籍地進行限制。

　　然而，假設唐洪英勇救火犧牲的現場被挪到了黑龍江或者山東等地，那等待他和他的家屬的，將是無可掙脫的制度爭議。

　　因為在黑龍江和山東等地，只有“本省公民在本省行政區域內見義勇為”，才適用當地見義勇為相關規定。唐洪的重慶籍貫，明顯不符合要求。

　　而根據《重慶市鼓勵公民見義勇為條例》，只有在本市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見義勇為，才適用該條例。唐洪救火犧牲地遠在廣西玉林，同樣不符合要求。

　　根據記者調查，目前包括北京、天津、湖北、內蒙古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將本行政區公民在行政區外見義勇為納入相關保護條例。而珠海、洛陽、淮南等數十個城市，在本省規定不明確或未載明這一原則的情況下，仍舊將本行政區公民在外見義勇為納入當地保護獎勵見義勇為法規。

　　“申報可以到事發地，但保護和獎勵，戶籍地責無旁貸。”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認為，從操作上看，由事發地申報、認定見義勇為是合理的。

　　但是，在外地見義勇為的個人，假如回到家鄉得不到認同，那么所有的鼓勵、保護、獎勵，就等于形同虛設。因為只有在家鄉，一系列的長久保障才能實施。

　　“有必要對《條例》進行適當修改，我市公民外地見義勇為，就該享受我市相關待遇。”陳忠林表示。

　　我市見義勇為條例有必要作調整

　　針對張福乾20年來百次申請見義勇為無果只因“事情太小，夠不上見義勇為標準”（本報3月24日曾作報道），陳忠林認為，這是《條例》中需要解決的難點。

　　陳忠林認為，在我國，見義勇為和做好事本屬于道德范疇。當以法律的形式固化的時候，勢必面臨裁量問題。

　　“一個人坐在岸邊釣魚，屁股沒離板凳，伸根竹竿救了3個人；另一個入水救一個人沒救成，結果自己還犧牲了。這兩人的事跡到底誰更突出？”陳忠林反問。

　　在他看來，一句簡單的“表現突出的行為”，根本無法界定見義勇為和好人好事。

　　事實上，這樣的尷尬不是重慶一地的尷尬。各地制定的見義勇為標準分歧甚多，有的地方規定重大災害事故中做出突出貢獻可以被認定見義勇為；有的地方是只有與犯罪分子作斗爭才算見義勇為；有的地方則將提供犯罪線索，舉報犯罪嫌疑人視為見義勇為。

　　而在行為程度上，則有“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等諸多模糊提法。目前只有青島等極少數地方，不對見義勇為者的行為程度設定標準。

　　與此不同的是，北京在市人大頒布《北京市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護條例》后，市政府又立即制定了《實施辦法》，隨后北京市民政局還出臺了相關確認程序的解釋，使得這一法規具備相當明確的可操作性。

　　陳忠林認為，重慶市不妨借鑒青島、北京等地的做法，對現有《條例》進行調整。

　　重慶當為全國性立法探路

　　事實上，有關見義勇為的尷尬，在管理部門上就已充分凸顯。過去的見義勇為，主要界定于針對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治安事件中實施的合法援救，公安部門自然成了見義勇為事務的主管單位。

　　但近年來，搶險救災、救死扶傷等非治安類的見義勇為由誰界定，成了難點。重慶市將此劃歸綜合治理辦公室，但在實際管理與救助工作中，又需要公安、民政、司法、社保等十幾個單位協作。

　　由于需要介入的部門如此之多，職責不明晰、協調性不夠等，使得有關救助往往遲遲難以到位。

　　例如，我市《條例》規定，醫院是有對見義勇為公民實施救治的法律責任，但認定機構能否在第一時間認定，又成了巨大的難題。

　　此外，據記者調查，我市區縣都建有見義勇為基金，但金額只有20萬元。由于救助經費不足，使得見義勇為公民一般只能獲得相應級別的榮譽稱號和數量不多的一次性物質獎勵。

　　至于受傷致殘見義勇為公民，繼續治療的費用往往是他們最長久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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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有全國一流的法學力量，應該為全國見義勇為立法進行探路。”陳忠林表示，見義勇為至今沒有全國立法，作為一個法學力量強大的直轄市，有義務為全國立法率先探路。

　　陳忠林認為，見義勇為是極為可貴的優良傳統，也是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契約。在新時期下，一部完善的見義勇為法律，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完美體現。

　　“重慶應該抓住機會！”陳忠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