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當記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

一炮轟出兩“記者”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原平縣長梁溝鎮炸毀“黑口子”的一聲炮響，旁邊的大三溝礦死了人。令人吃驚的是，在死傷者中，不少是“記者”。

據偵辦此案的一位民警透露，被炸的“黑口子”，礦主叫薛小峰，是原平大牛店鎮神山二村人，曾在《山西市場×報》忻州記者站工作過，后仍以“記者”身份活動，現已在逃。而大三溝“黑口子”盜采者5死3傷，其中亦有人擁有記者身份。

在太原市中心醫院內科病房里，記者見到了另一名“記者”王貴元。他是大三溝“黑口子”老板的哥哥，也是事故中的受傷者之一。王一聽我們是來采訪的，第一句話是“咱們是同行，我是中央電視臺數字電視的”。而他的一張名片，顯示其為《山西日報－能源周刊》編輯部、記群部主編助理。

談到“采訪業務”，王貴元搖頭慨嘆：“現在的少數記者不自重，到了礦上三百也收，五百也收，壞了行情。”

“記者”的致富之道

盡管假記者的“業務”和真記者一樣，涉及幾乎所有領域，但最集中的領域仍然非常明顯，那就是“礦上”和“路上”。假記者群體活動主要場所或涉路、或涉礦，其活動地點，通常是“黑口子”、運煤公路各大煤檢站、超限站和交警隊執勤點。

以山西產煤大市忻州為例，假記者最經典的“采訪路線”，是“跑寧武、長梁溝”和“云霧峪”——前者是無證煤礦最集中的區域，后者則是108國道山西煤焦出省檢查站所在地。

敲詐的通常情況是，一行兩三個“記者”來到礦上，指出老板在“違法生產”，并出示“證件”，對違法行為予以“痛斥”。老板要先訴苦，然后約過領頭的人，給“車馬費”予以打發。

給多少錢、怎么給則是一件頗費斟酌的事：給得少了不行，打發不走；給得多了也不行，會有更多“同行”馬上聞風而來。給得爽快，來的人會更多，而磨纏太長不行，有的“記者”會掉頭就走，直奔政府，政府再責令黑老板處理，錢會花得更多。至于“車馬費”的普遍水平，原本大致在1000元左右，但隨著“記者”的增加，眼下已如病床上的王貴元所慨嘆的，跌落到三五百元左右。

有時候，敲詐往往針對的是一家煤礦，掏錢的卻是當地一片黑礦，這被稱為“同行互保”。在黑礦聚集的地區，有時會來一兩個真記者，或是能發稿的假記者，他們采訪后會形成文字，并以“引而不發”的策略嚇唬當地基層政府官員。基層政府為不被曝光，常常會嚴令被“逮住”的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否則整個地區都會有被集體停產的“連坐”之憂。這時，一種“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現了：被逮住的礦出大部分，周圍所有黑礦都給它贊助“擺平費”，力爭讓這一個礦順利解決，不殃及池魚。

后來，一些被敲過的“黑口子”老板，逐漸也想方設法弄到“記者”身份。因為他們發現，記者身份除了可以敲詐，也可以起到保護作用。在長梁溝鎮，一個鎮干部就叫苦，“韓家溝的煤礦是記者開的，誰敢惹”。

無業青年紛紛當“記者”

“當記者”，在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

忻府區南合索村的“記者”在當地被戲稱為“花圈幫”，這是因為其中心人物十多年前做花圈為生，后來當了“記者”，印的名片叫作“中國法律權益保護新聞調查中心《法制信息視點》編輯部編委會委員、處級調研員”，要“為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提供最新最準最實用的決策信息”。

這位當地有名的“記者”曾在忻州做過一個著名的“采訪”，在當地廣為流傳：一天，閻某帶著老婆去一個交警隊“采訪”，發現一女交警穿著拖鞋來辦公室，馬上大喝一聲：這還像執法機關嗎？看看你什么形象！還穿拖鞋上班！

而在曹張鄉的“記者村”令狐莊，則以一批薛姓“記者”聞名。他們中的許多，原來本是牛販子，在2001年左右忻州假奶牛事件被曝光牛生意式微后，改行做了“記者”。

神山村的村民多姓賈，大家見面都以“賈(假)記者”稱呼調侃。他們中的許多本是干煤炭運輸的，熟悉黑煤礦和煤卡子中的一切奧秘，敲詐自是幾乎百發百中。

假記者收益遠大于風險

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部門工作人員私下分析道：從風險和收益的角度來衡量，當假記者收益遠遠大于其風險。他們本身就是農村閑散人員或城鎮無業者，就是被抓獲被拘留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況被抓極其偶然。而每天尋找他們本來就很熟悉的身邊有權有錢者的毛病，進行敲詐，則是輕車熟路的生財之道。這些人喜歡冒充記者，是因為記者既有一定的社會稽查的軟權力，又不屬“國家工作人員”，不會犯“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罪名。

在忻州，假記者是有“山頭”、傳承和族系的。一撥經常在一起的假記者，基本都會有一個核心人物。不同幫之間通常不會爭地盤，有時還會親密協作——一個黑口子，你去過了，我還可以去。

來源：南方周末 編輯：段若蘭